實證經濟學主要研究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實證經濟學主要研究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chuàng)作。

篇(1)

關鍵詞：實證主義；批判實在；比較分析

經濟理論的產生和發(fā)展與科學哲學的進步間存在密切關系，不同流派的科學哲學，對經濟學研究中對象的選擇、方法的使用，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在其不斷發(fā)展完善中，經由經濟學家推動，逐漸在經濟學研究中占據(jù)支配地位。但是，從科學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取得的新進展來看，實證主義仍然主導著經濟學研究的進展，而實證主義遭到批判和挑戰(zhàn)，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這種源自不同科學哲學流派的實證主義批判，并未對主流經濟學研究造成影響，一是因為經濟學忽視科學哲學研究中的新進展，也是因為在經濟學領域的（主流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造成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興起、世紀之交影響領域迅速擴展的批判實在論，對實證主義進行了較全面的評價和批判。對批判實在和實證主義進行比較研究，借鑒科學哲學領域的新進展，是創(chuàng)新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徑。

一、實證主義的基本類型及其發(fā)展簡史

一般認為，有三種彼此分離，但又存在有機聯(lián)系的實證主義哲學流派。第一種是19世紀孔德和馬赫的實證主義；第二種是20世紀20－30年代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第三種是在20世紀中期成為英美科學哲學領域占主導地位的邏輯經驗主義。在這三種流派中，邏輯實證主義的觀點最為系統(tǒng)，最具凝聚力。因此，人們更多的時候談論的實證主義指的是邏輯實證主義（Davis?。ands，1998：347）?！皩嵶C哲學”一詞由孔德所創(chuàng)，隨后演變?yōu)閷嵶C主義?？椎聦⑷祟愔R的進展分為神學、形而上學與實證主義三個階段，他的目標是建立以自然科學方法為基礎的社會科學，他認可的自然科學方法是觀察，認為所有科學都能通過方法論達致統(tǒng)一。這種實證主義由穆勒、斯賓塞、涂爾干等進一步發(fā)展。他們“認為實證主義的知識，是科學地規(guī)劃社會和引導社會的基礎……所用的方法一般是歸納主義的方法”（貝爾特，2002：233）。邏輯實證主義是對維也納學派哲學綱領的恰當描述，因為該學派的成員極力整合“邏輯主義和實證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的目標和方法，在主要由Hahn、Neurath和Carnap（1929）撰寫的小冊子《科學的世界觀：維也納學派》中表現(xiàn)的最為充分，這個宣言指出，邏輯實證主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各專門學科和人們能夠獲得的全部知識的統(tǒng)一。他們所采用的方法是邏輯分析，運用這一方法的目的是：（a）在其消極方面，從自然科學、數(shù)學以及廣而言之從人類知識中清除形而上學的陳述，（b）在其積極方面，澄清科學的概念和方法，表明一切人類知識是從經驗與料中構造起來的”（D．J．奧康諾，2005：935）。一般認為，數(shù)學和邏輯命題是分析性的，它們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真的，從而代表了一種先驗的，而不是后驗的或經驗的知識。而科學是關于事實和經驗的，它的命題是綜合的，并且只有在某種經驗條件下才是真的。邏輯實證主義認為，除經驗科學的綜合性事實性真理和邏輯與數(shù)學的純粹形式分析的真理之外，包括唯心主義哲學、神學和倫理學，都是形而上學，都是無意義的。實證主義的第三種類型，通常被稱作邏輯經驗主義。主導近幾十年來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正是這種邏輯經驗主義。它的主要特征如下：（1）邏輯主義：科學理論必須符合演繹邏輯；（2）經驗證實：陳述必須可由經驗證實或證偽，或是定義在分析上為真；（3）理論與觀察分立，觀察可以在理論上是中立客觀的；（4）休謨式的因果律理論：從被觀察的事件之間發(fā)現(xiàn)不變的關系”（Smith，1996：14－15）。在第三種類型的實證主義中，影響較大的是Braithwaite、Hempel和Nagel等的邏輯經驗主義，這種邏輯經驗主義是對維也納學派哲學項目的延續(xù)和發(fā)展?？嫉峦栒J為邏輯經驗主義是某種更為成熟的邏輯實證主義，他認為邏輯經驗主義是邏輯實證主義與實用主義的結合（Caldwell，1994：19－35）。在對先前類型的實證主義做出的發(fā)展上，邏輯經驗主義帶來的變化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對理論和證據(jù)之間關系的理解上，從強調歸納方法轉向強調假說—演繹方法；二是重新把解釋視為科學活動的合理目標。在對科學理論和經驗證據(jù)之間的關系的理解上，假說—演繹方法，不同于先前維也納學派的歸納方法。這種方法認為，科學理論和經驗證據(jù)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演繹式的。檢驗一個科學理論的第一步，是從理論和它的初始條件中推論出某種經驗預測；第二步是根據(jù)可觀察到的證據(jù)檢驗這些預測，如果經驗預測被證明是真實的，理論就得到了確證，如果經驗預測被證明是錯誤的，那么理論就得到了反駁。推動由歸納向假說—演繹轉變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為了避開在歸納方法中存在的休謨難題。無論人們對假說—演繹方法有什么樣的評價，有一點是明確的，它與邏輯經驗主義的第二個重大貢獻：科學解釋的演繹法則模式密切相關。假定—演繹模式這個正式術語，首先出現(xiàn)在Hempel和Oppenheim的論文中。他們認為，所有真實的科學解釋，都有一個共同的邏輯結構，所有科學解釋都至少包括一個一般規(guī)律，再加上對有關初始或邊界條件的闡述，規(guī)律和闡述組成了前提，從這個前提出發(fā)就可以推論出待做的解釋，即關于所要解釋的事件的闡述，在這個推論過程中，不需要借助任何其它幫助，只需要推理邏輯。這里所說的規(guī)律是指“在所有情況下，只要事件A發(fā)生，事件B就發(fā)生”這種命題。Hempel和Oppenheim進一步指出，解釋和預言都采用了同樣的邏輯推理法則，兩者的唯一區(qū)別在于，解釋發(fā)生在事件發(fā)生之后，而預言發(fā)生在事件發(fā)生之前。對于解釋來說，是從需要解釋的事件出發(fā)，找到至少一條普遍規(guī)律和一套初始條件，這些條件在邏輯上包含了對所要解釋的事件的說明。由于這個原因，Hempel和Oppenheim的批評者把他們的模式稱為“解釋的覆蓋率模式”。而對于預言來說，是從一條一般規(guī)律和一套初始條件出發(fā)，推論出關于一個未知事件的說明，解釋在某種意義上只是“倒過來的預言”。這種認為在解釋的本質和預言的本質之間存在完美的、邏輯對稱的看法又被稱為“對稱論題”，它構成了科學解釋的假定—演繹或覆蓋率模式的核心。在解釋中用到的一般規(guī)律，并不是通過對個別例子進行歸納和一般化而得到的，一般規(guī)律僅僅是一種假定，如果愿意可以進行猜想，通過把一般規(guī)律運用于對特定事件的預言對規(guī)律進行檢驗，但是一般規(guī)律本身不能被簡化為對事件的觀察結果。盡管存在不同類型的實證主義，但實證主義卻遵循著某些相同觀念。比德辨析了實證主義的主要特征：（1）科學知識，包括邏輯與數(shù)學，是知識唯一有效的形式；（2）形而上學的申辯、規(guī)范的陳述、論點、價值判斷和意見不是有效的知識；（3）建立在常識經驗基礎之上的經驗數(shù)據(jù)，是除邏輯與數(shù)學外的有效知識的唯一來源；（4）有效知識只能通過自然科學的方法獲得，尤其是物理學、應用邏輯與數(shù)學；（5）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除邏輯與數(shù)學之外）只能通過推理的方法從經驗數(shù)據(jù)中得到；（6）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除邏輯與數(shù)學理論外）只能通過經驗數(shù)據(jù)得到證實；（7）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應當以數(shù)理邏輯的形式加以形式化和表達；（8）規(guī)范的觀點、價值判斷、信仰與意見不應當進入經驗數(shù)據(jù)搜集、理論的形式化或證明的范圍內；（9）獲得有效科學知識的方法對于所有經驗領域都是相同的（Beed，1991：459－494）。

二、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研究的影響

經濟思想史學家和經濟學方法論學家認為，在經濟學領域，把實證主義引入經濟學中的三位重要經濟學家是Hutchison、Friedman和Samuelson，盡管他們中，沒有哪一位實際上以精確或系統(tǒng)的方式使用實證主義的哲學語言或文獻。但是，他們都“深受實證主義觀念的影響”（漢茲，2009：52）。Hutchison的工作是試圖將邏輯實證主義的某些核心理念引入經濟學，他反復強調，“經濟學家的言行舉止，應當轉變，要像負責任的經驗科學家那樣”（Hausman，1989：118）。Hutchison強烈主張，經濟學像自然科學一樣，是一門科學，經濟學應當超越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爭論，經濟學命題應當從客觀經驗事實中系統(tǒng)地提煉出來（Hutchison，1996：10）。Friedman在其著名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中指出，對于實證經濟學的目的而言，理論假設的真實性無關緊要，在比較不同的經濟理論時，唯一重要的一點是，進行經驗預測時哪一個理論最為成功。Friedman說，“理論被看作是由大量的假設組成的，對于它要‘解釋’的對象，要根據(jù)它的預測力來判斷。只有實際的證據(jù)才能表明理論是對是錯，或者更恰當?shù)卣f，暫時‘接受’它為有效，或‘拋棄’它……唯一重要的對假設的有效性的檢驗，是將它的預測與經驗相對照”（Milton，1953：8－9）。Samuelson的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通常被稱為操作主義或描述主義?！芭c一種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在知識方面相匹配的發(fā)展，……便是Samuelson的操作主義”（Boylan?。’Gorman，2006：15）。這種實證主義的核心思想在于，“科學理論僅僅描述經驗證據(jù)，而不能超越證據(jù)去解釋任何現(xiàn)象更深的、內在的或隱藏的原因”（漢茲，2009：68）。Samuelson認為：“對于我的觀點，即科學由經驗規(guī)則的描述構成，尚未被成功地；對我的一貫主張，即科學中所謂的解釋總是可以被看作不同層次上的描述，也是如此———通常一個高層次的描述是由于它成功地適合范圍廣泛的經驗規(guī)則”（Samuelson，1947：3）。三位重要經濟學家主張的不同類型的實證主義變種，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特征：第一，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演繹主義。19世紀的實證主義，主要依賴歸納法優(yōu)越論的邏輯，在20世紀的發(fā)展進程中，實證主義逐漸放棄了對歸納主義的效忠，轉而贊同演繹主義。根據(jù)演繹主義的觀點，科學活動是從理論中演繹地推斷出經驗假設，然后根據(jù)經驗檢驗這些假設而進行的。因此，觀察、感覺再次成為健全的科學實踐的基礎。實證主義者對“觀察語言”和“理論語言”進行了嚴格的區(qū)分，并假定觀察陳述是沒有理論預設的。觀察陳述是屬于經驗世界的，因此它們十分可靠。第二，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自然主義，也就是說，他們堅信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法的統(tǒng)一性。自然主義通常伴有一種觀念，這種觀念認為，一般說來社會領域內的知識比自然科學知識欠發(fā)達。因此，經濟學要想成為成熟的學科，它就必須采用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得到成功運用的方法。第三，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實事與價值的嚴格區(qū)分，堅持實證經濟學與規(guī)范經濟學的嚴格區(qū)分。他們基本上接受了休謨的觀點，即不能從實然中推出應然，反之亦然。在社會科學領域，堅持這種實證和規(guī)范嚴格兩分的學者數(shù)目眾多，他們認為，盡管在人們選擇研究課題時，價值判斷不可避免地會起作用，但是在完成研究本身的過程中，它們就不再起任何作用。第四，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形式主義。經濟學研究中的公理化、模型化和形式主義傾向與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產生的影響密切相關（Boumans?。avis，2010：9－30）。實證主義影響經濟學的直接表現(xiàn)，就是要求經濟學研究在盡可能的情況下，最大程度地應用計量方法和數(shù)量表達。實證主義提供了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智力活動的腳手架。20世紀一些重要的經濟學方法論觀點，從Hutchison到Friedman，再到Samuelson的操作主義與Popper的證偽主義，都是受實證主義的激勵產生的，無論這種激勵是正向的還是反向的。當然，經濟學領域還存在其他哲學理念，比如奧地利學派的本質主義，美國制度學派的實用主義，但是這些流派只是經濟學學科中的少數(shù)派?，F(xiàn)代主流經濟學的哲學潛臺詞，一直都是實證主義的科學和知識理念。

三、批判實在與邏輯實證主義的比較

今天人們稱之為“批判實在”運動的發(fā)展的原因之一，源自對實證主義方法的批判，實證主義方法“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支配許多社會科學的分支”（Danermark?。kstrm　etc，2002：4）。同其它各種“思潮”或“主義”一樣，“批判實在”是一個有著廣泛含義的稱謂（Collier，1994，Ⅺ）。通常意義上所說的批判實在，是為理解哲學家Bhaskar對社會科學做出的哲學貢獻，而對他加以分析和應用的兩個術語“超驗實在和批判自然主義的融合”（Harvey，2002：164）。Bhaskar開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時，正是實證主義、經驗主義或明確或隱含地全面滲透在哲學思想中的時期。因此，他的分析是從對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所堅持的前提開始的。在Bhaskar看來，經驗實在論者（實證論者）的謬誤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1）把存在化約為知識的認識論謬誤（epistemic　fallacy），即把存在或者當成只是知識（由知識所建構），或者認為可用（有關客體的）知識來分析。Bhaskar稱這種謬誤為“實在的去實在化”（derealization　of　reality）；（2）把知識化約為存在的本體論謬誤（ontic　fallacy），即認為知識或者只是絕對存在物（being　simpliciter），或者可以通過客體的存在來分析。Bhaskar稱這種謬誤為“科學的去社會化”（desocialization　of　science）（Bhaskar，2009：23，253）。實證論者的認識論謬誤，認為尋求事件之間的恒常聯(lián)系，是在將研究客體存在與本質的本體論，簡化為產生知識的認識論的謬誤。這種謬誤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造成傳統(tǒng)科學哲學和本體論之間的緊張。傳統(tǒng)科學哲學認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事物之間的恒定聯(lián)系，Bhaskar認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尋找研究客體背后所隱藏的因果機制和力量；第二，科學試驗需要控制其它變量，人為制造出封閉系統(tǒng)，從而找出單一因果機制所產生的力量，事物間的恒常聯(lián)系，只在試驗或假設條件下存在。為解決上述問題，Bhaskar提出了超驗實在論。主張任何事物都有三個領域構成：經驗、實際與實在（empirical　actual　and　real　domains），經驗與實際是經驗實在主義研究的客體，實在是超驗實在主義者的思考對象。前兩個領域的研究得到的事物之間的恒定聯(lián)系具有可經驗的性質，是科學探索的結果，實在領域，包含產生事件的機制、力量、趨勢等，一般具有不可經驗的特性，是科學研究者探索的真正目標。Bhaskar的相關著作引發(fā)了廣泛的興趣，他的思想被一些重要的社會科學家吸收并運用，其中Lawson對批判實在在經濟學領域的發(fā)展和應用做出了重要貢獻。時至今日，批判實在已成為一種包含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運動”（Palermo，2007：541）。盡管Lawson等人應用批判實在的核心觀點，對主流經濟學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始終不為所動。當前經濟學領域的現(xiàn)實狀況是，在實證主義哲學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日趨下降的同時，它仍在當代主流經濟學中牢牢占據(jù)支配地位。這種情況，使得經濟思想史學家麥克洛斯基感嘆，“經濟學方法論被局限在一種基于嚴格意義上的實證主義規(guī)范式方法論框架內，但這種實證主義既是不必要的，又同諸如經濟學這類學科的主體沒有多大關系”（Boylan?。’Gorman，2006：36）。隨著科學哲學研究新進展對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推動，人們對實證主義經濟學研究的質疑日益增加。比如，接受詮釋學傳統(tǒng)的學者認為，盡管實證主義能夠應用于自然科學，但它并不適用于社會科學。溫奇在《社會科學的理念》中表達了上述觀點，他把社會世界看成是充滿意義的，認為人不同于自然的對象，他們能夠把意義賦予周圍的世界，并且依照意義而采取行動。因此，要用不同的方式對待自然和社會領域的規(guī)則。再比如，批判理論的支持者也提出了對實證主義的批判，這種批判指出：即使研究者追求的是“客觀性”，但價值與興趣，必然既會影響課題的選擇，也會影響研究過程本身。此外，純客觀研究本身也許是不可取的，這是因為，從積極的視角看，社會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簡單地描述或說明社會實在；而從消極的視角看，價值無涉事實上往往是為某種特殊的社會價值服務的。對實證主義經濟學的批評，學界提出的意見很多，筆者主要分析批判實在對實證主義的批判：

（一）與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相對照的批判自然主義

與實證主義者堅持自然主義不同，批判實在堅持批判自然主義。批判自然主義追求一種“自然主義的可能性”，一方面它批判實證主義所曲解的科學觀，另一方面它批判人文主義傳統(tǒng)下的反科學傾向，再通過挖掘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共通的特質，嘗試發(fā)展出一種統(tǒng)一的科學觀。Bhaskar將批判實在論者對社會科學持有的立場稱為“批判自然主義”。他指出，“在批判自然主義看來，社會科學可以在與自然科學一樣的意義上是科學的，但同時鑒于其對象的特殊性與差異性，這是一種具有嚴格條件的科學”（Bhaskar，1986：135）。也就是說，盡管兩種科學體系在一些具體的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社會科學的對象仍然可以‘科學’地加以研究”（Bhaskar，2013：22－23）。批判實在論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一些根本差異，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世界的活動依賴性與觀念依賴性：（1）社會世界（與自然界不同）并不獨立于人類活動之外而存在；（2）社會世界（與自然界不同）并不獨立于行為者（對于自己活動）的觀念認知之外而存在（Carter，2000：67）。

（二）實證主義的經驗實在論與批判實在的超驗實在論

每一種科學哲學背后，都隱藏著一種特定類型的本體論，批判實在把實證主義中隱含的本體論稱為“經驗實在論”。Bhaskar指出，實證主義所秉持的經驗實在論是典型的化約論：將本體論的問題化約為認識論的問題（Bhaskar，1978：16）。這種化約是一種認識論謬誤，也就是說，“將現(xiàn)實理解、界定為以經驗為基礎的觀念”（Danermark?。kstrm　etc，2002：205）。更具體地說，實證主義堅持的是一種扁平本體論，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完全被等同于人類有關它們的經驗知識。然而，這種扁平本體論存在嚴重的缺陷，因為“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開放的，如果現(xiàn)實是透明的，那么就不需要科學了，所有的科學都只不過是資料的搜集罷了”（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與經驗實在論相對照，批判實在提出了超驗實在論，認為，“世界不僅是由事件和我們對于它們的經驗或印象構成的，而且是由結構和機制、力量和趨勢等構成的，后者雖然也許無法被直接觀察到，但它們構成了我們經驗中的實在事件的基礎，統(tǒng)治著或者創(chuàng)造出現(xiàn)實中的事件（Lawson，2004：262）。批判實在的這種本體論也被稱為“深層本體論”或“分層實在”中，這種本體論認為，存在三種不同的實在或層面：經驗的（經驗和印象）、現(xiàn)實的（事件以及事件的狀態(tài)）、深層的（結構、機制、力量和趨勢）。批判實在論者認為，這些不同的領域不必然是同時發(fā)生的，事實上，它們相互之間經常不是同時發(fā)生的。比如，在批判實在論者看來，現(xiàn)實的和深層的層面的共時化意味著：基本機制在現(xiàn)象的層面上以直接的方式顯現(xiàn)出來。如果科學規(guī)律只是像實證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是事件之間的恒常聯(lián)系，那么現(xiàn)實的層面和深層的層面就是共時的。于是，規(guī)律就會在現(xiàn)象層面上清楚地表現(xiàn)出來。但是，批判實在論者認為不同層面的共時性是十分罕見的。根據(jù)上述超驗實在的本體論思想，批判實在認為，科學不是像實證主義所規(guī)定的那樣，局限于或依賴于找到事件之間的恒常聯(lián)系。實際上，它首先應當關注的并不是事件，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釋那些左右著或促發(fā)了經驗現(xiàn)象的結構和機制、力量與趨勢。（三）休謨式因果關系概念和批判實在的機制研究批判實在經濟學研究的代表人物Lawson指出，“歷史地看，對科學概念的尋求和對問題的解釋，事實上產生于某種版本的實證主義，它根植于休謨對因果關系的分析中，或者說至少來源于休謨的討論……實證主義這一稱謂，首先是關于知識、知識的性質和局限的理論。特別地，它表明人類知識是以感覺經驗或以印象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Lawson，2004：261）。實證主義者通常贊同休謨式的因果關系概念。在這種因果關系概念中，事件之間的規(guī)則性聯(lián)結對因果性質而言，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也就是說，如果人們恒常地發(fā)現(xiàn)事件X由Y相隨，那么就可以認為X是Y的原因。比如，在對經濟增長與民主政體之間關系的理解上，許多經濟學家會認為，經濟增長與民主政治之間存在直接的正向關系，并且可以找到大量的數(shù)據(jù)支持這種觀點。但是，這種分析受到了越來越多的理論質疑與經驗挑戰(zhàn)。因為，拋開休謨的因果關系概念，從社會機制（暗含了因果關系）的視角看來，經濟增長和民主政體之間呈正向關系的涵蓋律，并不能真正解釋經濟增長影響政治制度的機制。已有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四種重要的社會機制：（1）經濟增長通過灌輸自由主義政治文化促進民主政治；（2）經濟增長通過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形成促進民主政治；（3）經濟增長通過培養(yǎng)公民社會或中間組織促進民主政治；（4）經濟增長通過改變國家—社會關系促進民主政治（王紹光，2008：82－83）。以休謨式因果律（事件／事態(tài)的恒常聯(lián)結）為基礎，完全是經驗層面的操作，無法深入到批判實在強調的深層層面（結構、機制與趨勢）。也就是說，涵蓋律模式，只是描述了類似律則的關系，但實際上并沒有挖掘出造成事件發(fā)生的生成機制，也就是說，沒有做出任何因果解釋（Sayer，1992：171－172）。批判實在論者批評休謨式因果關系概念的重點在于，要說明某種現(xiàn)象就必須說明它是如何發(fā)生的，而規(guī)則性聯(lián)結無法做到這一點。此外，在開放系統(tǒng)中，許多抵消機制可能也在發(fā)揮作用，因此，事件之間的規(guī)則性聯(lián)結的因果關系概念，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充分的。在批判實在看來，要在經驗層面上說明現(xiàn)象的原因，只有訴諸深層的生成機制或因果力量，才能得以完成。（四）區(qū)別于歸納和演繹的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在當前的經濟學研究中占據(jù)著主導地位，批判實在提倡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用塞耶的話說，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就是通過“假定有（或辨識出）有能力產生某些事件的機制，藉以解釋事件”的推論方式（Sayer，1992：107）。只關注實證主義或休謨式的關于事件聯(lián)系的歸納和概括，最多不過是引發(fā)了關于歸納法與演繹法相對優(yōu)劣的爭論。對于批判實在而言，基本的推理方式，既不是歸納法也不是演繹法，而是一種可叫做溯因推理（Retroduction）或外展推理（Abduction）的推理方式。這種推理方式可以通過一個例子理解，比如，如果演繹是從“所有烏鴉都是黑色的”這個一般判斷，推進到人們看到的下一只烏鴉是黑色的這種特殊結論，而歸納是從無數(shù)的黑烏鴉這樣特殊的觀察，推進到“所有烏鴉都是黑色的”這個一般判斷。那么，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則是從對無數(shù)黑烏鴉的觀察，推進到關于內在于烏鴉，并使之成為黑色的一個機制的理論。從范式上看，這種推理是從“表面現(xiàn)象”到某些“更深層的”有因果聯(lián)系的事物的一種運動。批判實在之所以堅持這種推理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所堅持的深層本體論和社會系統(tǒng)的開放性質。在開放系統(tǒng)中，不同的結構之間會相互影響并產生新的機制，同時會有許多外在的偶然條件，使得同樣的因果機制造成不同的結果，比如激烈競爭的自由市場，可能會使廠商運作的更有效率且樂于不斷進行創(chuàng)新，但也可能導致廠商倒閉。另外，不同的因果機制可能產生相同的結果。所以批判實在論認為，在開放系統(tǒng)中，科學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個一般化的法則，而是要了解研究客體的結構、因果機制，以及這些因果機制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會被啟動或被改變，進而造成事件的當前狀態(tài)。根據(jù)上述分析，可以大致對實證主義與批判實在進行較全面的對比（見表1）。

四、結語

在經濟學研究中，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的滲透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jù)批判實在的分析，實證主義研究取向對經濟學研究造成的不良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形式主義演繹模型的構建，使得經濟學研究遠離了現(xiàn)實經濟問題；為了構筑實證模型，人為地建立的封閉系統(tǒng)，把找到事件之間的恒常聯(lián)結作為研究的重點，從而忽視了大量潛在地發(fā)揮作用的機制和力量，使得對經濟問題的研究流于膚淺等等。通過對批判實在和實證主義的比較分析，我們認為，經濟學研究，應當充分吸收科學哲學領域對實證主義提出的各種批判，全面反思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研究造成的積極和消極影響，進一步推動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新：第一，堅持對研究對象的本質進行考察，并找到與研究對象的本質相契合的分析方法。這可以通過一個例子來理解，用一個大棒可以很好地打掉坐墊上的灰塵，但是卻不能用它來清除玻璃上的灰塵。實證主義在推動經濟學的發(fā)展和進步上，發(fā)揮過巨大的作用，但是把它推廣到所有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則會產生很大的弊端。因此，應提倡不同方法之間的溝通和跨學科的研究，而不是頑固地堅持實證主義的演繹—法則式模型構筑方法。比如在分析個體和社會結構的關系時，不能只把原子般的代表性個體作為分析的出發(fā)點，而應當在個體和結構的辯證關系中考察經濟關系的形成、發(fā)展和變化。以的階級分析為例，實證主義者指責階級分析缺乏微觀基礎，因為它缺乏對個人動機、信念和行動的分析，而只是把個體的行動訴諸階級利益。這是對經濟學階級分析方法的誤讀，這種誤讀忽視了馬克思對階級形成的歷史過程的分析，在馬克思那里，個體明顯受到歷史地形成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影響，但是個體仍然具有改變（更多的是通過革命）資本主義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當然是個體行動能力和集體力量匯聚的綜合結果。第二，應當關注對造成某種現(xiàn)象的各種機制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分析，關注事物發(fā)展變化的趨勢，而不是像實證主義那樣，只關注事件之間的規(guī)則聯(lián)系，并把這種規(guī)則聯(lián)系視為是規(guī)律般的東西。比如，以計量經濟學為例，盡管計量經濟學研究文獻數(shù)目巨大，但是計量經濟學家通常對他們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含義保持沉默。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經濟學領域內不可能觀測到明顯不變的實證規(guī)則。計量經濟學盡管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還沒有導致人們像自然科學一樣在經濟學里找到精確而普遍的規(guī)律。在本質上，計量經濟學事實上還受困于這樣的事實：新的發(fā)現(xiàn)往往導致人們曾經承認的變量之間的規(guī)則性聯(lián)系不復存在。第三，要把規(guī)律作為一種趨勢，通過對各種機制的綜合分析，判斷事物的發(fā)展變化。比如在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分析中，應綜合考察導致利潤下降的因素或機制與起反作用的趨勢或機制間的辯證關系，而不是因為發(fā)現(xiàn)利潤率在某個階段上升，就否定利潤率下降趨勢的理論。同樣，也不能像置鹽定理那樣，認為作為個體的資本家的利潤最大化選擇，必然決定了利潤率不可能下降，因為個體理性可能造成集體非理性的結果；同樣，僅抓住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因素，不考慮地理———歷史因素造成的影響，主張利潤率一直呈現(xiàn)下降的趨勢也不可取，這正是一些者招致批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常慶欣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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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論文摘要]實證研究方法是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這既源于西方經濟學實證研究傳統(tǒng)的復歸，也源于我國農村經濟改革發(fā)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理論工作者應很好地堅持這一方法，但也應在此基礎上強化規(guī)范研究。

研究方法論規(guī)定著研究的出發(fā)點、路徑及結論，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論進行考察，對于廓清當前農村經濟研究指導思想、技術路線、成效并思考今后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方向等，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考察

綜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不難發(fā)現(xiàn)實證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謂實證研究是指從大量的經驗事實中通過科學歸納，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或規(guī)律，然后通過科學的邏輯演繹方法推導出某些結論或規(guī)律，再將這些結論或規(guī)律拿回到現(xiàn)實中進行檢驗的方法論思想。體現(xiàn)這種方法論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經濟問題“是什么”，側重于廓清經濟活動的過程和后果以及經濟運行的發(fā)展方向和趨勢，而不使用任何價值標準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實證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中，理論工作者主要運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研究領域主要涉及現(xiàn)狀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關系或原因分析、制度變遷分析、行為分析、績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理論工作者的一貫傳統(tǒng)，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調查分析、調研報告占有相當比重。同時，近些年來，在原來模式分析的基礎上，借用其它學科較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農村經濟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雖然這方面的研究還不是很多，但卻昭示了實證研究傾向進一步強化的趨勢。

其次，農村經濟研究中的規(guī)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實證研究基礎上。我國農村經濟研究除了實證研究這一主流方法外，也運用了規(guī)范研究方法。規(guī)范研究是探討經濟運行“應該是什么”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主要依據(jù)一定的價值判斷，給出達到這種價值判斷的步驟。由于我國農村經濟正處在體制和結構轉軌時期，對今后的體制、制度及經濟運行與結構“應該是什么樣”的設計自然納入了理論工作者的研究范圍。但絕大多數(shù)規(guī)范研究是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的，幾乎所有的規(guī)范研究都是對農村經濟改革與發(fā)展趨勢實證研究成果的進一步理論提煉，從而使規(guī)范研究本身帶有濃厚的實證研究方法論色彩。

二、實證研究方法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論原因：西方經濟學實證研究方法傳統(tǒng)的復歸

以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為標志誕生的西方經濟學古典理論，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明顯的實證研究方法論傳統(tǒng)。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們，以現(xiàn)實世界中大量的經驗事實為根據(jù)，采用經驗描述的方法，探尋事實的本質及各種事實之間的聯(lián)系，并進而得出也同樣屬于經驗性的結論和規(guī)律。盡管古典經濟學家們在研究中也運用抽象演繹的研究方法，試圖探尋錯綜復雜的經濟世界各種事實與現(xiàn)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義的共性本質，但這種研究方法不僅不能增強經濟學對現(xiàn)實世界的解釋力，反而成了經濟學家們建立各自理論體系的根據(jù)，最終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馬歇爾等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繼承了舊古典經濟學實證研究的方法論傳統(tǒng)。然而，新古典經濟學之后并一度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綜合理論，并沒有繼承古典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傳統(tǒng)，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數(shù)學方法，使西方經濟學呈現(xiàn)出明顯的數(shù)量化特征，但同時也使經濟學與現(xiàn)實經濟世界相去甚遠。隨著實踐的發(fā)展以及因新古典綜合理論與現(xiàn)實的脫節(jié)而導致的理論“貧乏”，諸多所謂非主流經濟學，如比較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供給學派等，紛紛涌現(xiàn)出來。這些經濟學分支或學派，雖然理論內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論都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對以前經濟理論脫離現(xiàn)實的理論假設、研究范式進行了修正，使經濟學研究又回到現(xiàn)實世界中來，復歸了實證研究的傳統(tǒng)。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也越來越受到西方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影響，其實證研究方法傳統(tǒng)及其復歸，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并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基礎。

（二）現(xiàn)實原因：我國農村經濟改革發(fā)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改革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及經濟發(fā)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現(xiàn)出很大的不徹底性，許多方面的改革還有待深化。與此同時，農村經濟發(fā)展也因改革的滯后及原有制約因素遲遲得不到化解而進展緩慢。從總體上看，我國農村經濟改革與發(fā)展正處在向縱深推進階段，并具有很大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主要體現(xiàn)在：（1）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仍很艱巨。土地制度改革還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場流轉機制和制度還有待于探索和建立；農業(yè)經營組織制度還有待于創(chuàng)新和完善；農業(yè)行政管理體制、投資體制、科技體制等還有待于進一步改革；農村市場經濟體制還有待于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隨著改革的向縱深推進，各種問題和矛盾交織在一起，強化了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2）“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鼓勵并允許對多種改革方式和途徑進行探索，從而在改革過程中出現(xiàn)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這一方面激發(fā)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會因對這些新生事物進行不斷甄別而增加了改革的復雜性。（3）在改革發(fā)展的縱深推進階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負面影響，又要把改革化作發(fā)展動力，在改革中謀發(fā)展，“魚和熊掌兼得“，這本身就是極其艱巨的。（4）隨著改革發(fā)展向縱深推進，所浮現(xiàn)出來的諸如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競爭等問題日益嚴重。這些問題的出現(xiàn)及其解決也增加了改革發(fā)展的艱巨性與復雜性。我國廣大農村經濟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對這種艱巨性、復雜性有著深刻的認識，因而把探尋改革發(fā)展中的“經驗事實”的本質及其內在的規(guī)律作為研究重點，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現(xiàn)出向實證研究方法的傾斜。

三、幾點思考

第一，實證研究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規(guī)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出實證研究的特點，不是由理論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決定的，而是有其客觀的理論和現(xiàn)實原因。

篇(3)

關鍵詞：人力資本；教育經濟學；培訓經濟學；融合

作者簡介：李湘萍(1978～)，女，安徽含山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教育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6：G40-0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4-0005-03　收稿日期：2008-06-08

一、國內教育經濟學研究現(xiàn)狀、問題

(一)國內教育經濟學研究現(xiàn)狀

教育經濟學主要是運用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教育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及其變化發(fā)展規(guī)律，研究教育領域中資源投入與產出規(guī)律的科學(王善邁，1996)。近20年來中國的教育經濟學研究涵蓋了教育和經濟的關系、教育投資和教育財政、教育成本與收益、教育制度變革和創(chuàng)新、教育資源利用和效益等多方面的主題(李桂榮，2004)。教育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幾乎涉及了制度化學校教育中的各種經濟現(xiàn)象與問題，并且以教育經濟學為主干的學科群開始出現(xiàn)，如高等教育經濟學、職業(yè)教育經濟學、體育經濟學等，教育經濟學儼然發(fā)展成為介乎教育與經濟學科之間最具活力且相對成熟的交叉學科。

教育經濟學自誕生以來，其理論基礎得到了不斷的拓展：以20世紀60年代盛行的人力資本理論為起點和基礎，進而拓展到篩選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激進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等。受國外相關研究的啟發(fā)，近年來我國有學者提出在傳統(tǒng)的人力資本理論以及其他經濟學理論之外引入社會學、政治學等其他學科的理論來解釋教育經濟學的現(xiàn)象和問題，部分學者已經將這種多理論視角的研究取向運用到具體的實證研究中，例如社會資本理論視角在教育經濟學中的應用。諸多實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投資在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經濟形態(tài)下的效果是不同的，因此為教育經濟學引入多學科多理論視角，能更為客觀而全面地研究教育真實的經濟價值。筆者姑且稱這種教育經濟學的多學科理論視角研究為教育經濟學的“外延式”發(fā)展。

(二)國內教育經濟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傳統(tǒng)教育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缺陷在于靜態(tài)地理解教育和收入的關系、片面地闡釋人力資本的經濟含義，這一點在我國的教育經濟學研究中也表現(xiàn)得較為明顯。所謂靜態(tài)地理解教育和收入的關系、片面地闡釋人力資本的經濟含義是指：在探討教育的收入效應時，忽略了在教育和收入之間廣泛存在的培訓和繼續(xù)學習，忽略了在具體的生產實踐中這些后續(xù)的人力資本投資不僅改變了人們人力資本積累的數(shù)量與質量。也決定了教育對勞動生產率和收入能否發(fā)生作用、發(fā)生多大作用。人力資本投資實踐告訴我們，教育和培訓往往最終會以一種“合力”的形式作用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長。有研究表明，教育的主要作用往往是在求職招聘或確定初始工資水平時起到文憑信號的作用，而進入工作崗位后的在職培訓以及“邊做邊學”才是對人們勞動生產率、收入發(fā)生作用的主要原因(蕭今，2005)。教育經濟價值的實現(xiàn)有賴于后續(xù)的培訓與生產實踐，因此不考慮這些，就可能會造成對教育經濟價值的估計存在偏差，從而導致靜態(tài)、片面地理解人力資本的經濟含義。

在我國教育經濟學界，多年來研究領域基本上囿于學校教育之內，并未以“人力資本”的名義，將研究視角拓展到包含培訓在內的更寬泛意義上的人力資源開發(fā)研究；近年來，國內有學者(蕭今，2004；劉澤云，2004)進行人力資本多種投資形式的研究，但這類研究主要還是圍繞教育的經濟收益，對于教育、在職培訓、成人教育的研究還是相對割裂和平行，并沒有對多途徑人力資本投資形式進行有效的融合研究，而且關于企業(yè)培訓的研究涉及的多數(shù)也只是參與率及影響因素方面，關于企業(yè)培訓投資收益的實證研究并沒有深入展開，當然，持續(xù)的跟蹤調查、企業(yè)培訓數(shù)據(jù)尤其是面版數(shù)據(jù)的缺乏是制約這方面研究開展的重要原因。

二、國內外培訓經濟學研究的概況

(一)國外培訓經濟學研究概況

雖然培訓的經濟價值很早就為人們所了解，但培訓經濟學的出現(xiàn)卻是在20世紀60年代，隨著人力資本理論的興起以及貝克爾、明瑟等人的研究，對在職培訓投資收益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逐漸發(fā)展起來。幾十年來，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培訓經濟學經歷了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培訓數(shù)據(jù)從無到有，培訓度量的日益精細，培訓收益估計方法的日趨科學，培訓收益研究范圍的日漸拓寬(培訓對收入的影響――培訓對就業(yè)行為的影響――培訓對失業(yè)期限、“由學校到工作轉換”的影響)。雖然諸多的研究支持了人力資本理論的基本觀點，即培訓的投資收益十分樂觀，培訓是一項極具經濟價值的人力資本投資，但在不同的經濟制度環(huán)境下，不同類別、形式的培訓對收入增長和職業(yè)發(fā)展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培訓投資收益的實現(xiàn)取決于個人特征和勞動力市場結構特征，尤其是后者。

(二)國內培訓經濟學研究概況

教育和培訓是人力資本投資的兩個基本途徑，與教育相比，培訓更貼近勞動力市場，通過培訓積累的知識與技能更容易轉化為現(xiàn)實的生產力；因此從研究的角度來說，和教育相比，培訓與勞動生產力、收入和就業(yè)行為的關系也就更為緊密。與豐富的教育經濟學研究相比，我國培訓經濟學的研究目前還處于初始階段，關于培訓對就業(yè)和收入影響的研究還不多見。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實證研究所需要數(shù)據(jù)的缺乏。以“中國期刊網”近10年來(1994年～2005年)的檢索結果為例，以“培訓經濟學”為關鍵詞在核心期刊范圍內僅搜索到lO篇文章，基本上是對貝克爾在職培訓理論的翻譯和解釋，沒有相關的以數(shù)據(jù)支持為基礎的實證研究。關于企業(yè)培訓的研究大多分布在企業(yè)管理、企業(yè)人力資源開發(fā)等領域內，而且絕大部分是實務研究，理論研究不多，經濟學領域內的實證研究就更稀少。相對應的是，以“教育經濟學”為關鍵詞在核心期刊范圍內搜索到282篇文章。

在我國已有的少量培訓經濟學研究成果中，大都是以Becker(1964)的在職培訓收益模型為基礎，或進行修正和補充，或進行相關的實證檢驗。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劃分為三類，一類是早期的定性研究；另一類是基于Becker在職培訓收益模型的修正和補充；還有一類是建立在Becker假設條件基礎上的衍生培訓成本收益模型。

三、教育經濟學未來發(fā)展的一個方向：與培訓經濟學的融合

教育經濟學未來拓展的路徑，除了理論基礎上的“外延

式”發(fā)展外，還可以在原有的人力資本理論框架內走一條“內涵式”發(fā)展的道路，即強調綜合考察人力資本投資的多種途徑，特別是教育和培訓這兩種最主要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讓教育經濟學走出正規(guī)學校教育經濟學的固有領地，團結在人力資本理論的名義下，與培訓經濟學融合，走向人力資源開發(fā)研究的廣闊天地，惟其如此，才能全面、深入地研究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及其實現(xiàn)機制。

(一)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融合的必要性

1　人力資本理論及終身學習的內在要求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和培訓在本質上都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途徑，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的融合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內在要求。在我們傳統(tǒng)的以“分”的視角(即努力“剝離”其他影響因素，以求對教育收益的正確估計)來研究教育經濟價值的同時，更應該以一種“合”的視角，脫離“學校教育――收入”之間簡單的經濟關系思維方式，綜合而全面地研究包含教育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經濟價值，探討兩者在總量與結構上如何組合搭配并與適當?shù)纳a實踐、組織環(huán)境相結合，才能產生最大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稟持這一研究視角不僅具有全面理解人力資本經濟價值的理論意義，而且對于指導國家制定人力資源開發(fā)戰(zhàn)略、企業(yè)與個人確定人力資本投資計劃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的融合也是終身學習的內在要求。在終身學習理念和實踐逐步普及的今天，人們的知識技能需要通過教育、培訓等多種形式加以提供并不斷更新，沒有一種單純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可以“包打天下”，人力資本投資多樣化、終身化的時代特點要求我們應該以一種更綜合、全面的視角來研究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

2　對教育經濟學自身發(fā)展的積極作用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的融合，將會進一步促進教育經濟學研究的發(fā)展。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研究的融合不僅有助于更客觀地估計教育收益，而且也有助于正確制定包括教育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源開發(fā)的資源配置戰(zhàn)略、以人力資本使用方即用人單位的眼光，來評價教育投資效益、促進教育制度變革和創(chuàng)新等等。

(二)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融合的可能性

1　共同的理論基礎――人力資本理論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擁有共同的成熟的理論基礎，即人力資本理論。Becker(1964)認為教育和工作中的在職培訓是兩個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途徑，在市場完全競爭的條件下，人們可以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自身的勞動生產率，進而獲得更高的收入。由于培訓數(shù)據(jù)的難于獲得，Becker(1964)最初對人力資本理論的闡釋是通過教育投資收益的實證分析來進行的，盡管他認為培訓與勞動力市場、收入和就業(yè)的關系更為緊密，人力資本理論假設可以同樣很好地運用到對培訓投資收益的分析中去。同樣因為數(shù)據(jù)的局限，明瑟(1962)早期也只能用工齡(工作經驗)代替培訓變量估算培訓投資收益，但是其實證分析的基礎仍然是人力資本理論。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企業(yè)培訓數(shù)據(jù)的逐漸豐富，眾多勞動經濟學家對培訓投資收益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而幾乎所有這些培訓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都是以人力資本理論為起點的。過去幾十年的研究表明，對教育和培訓經濟價值的研究?；旧隙冀⒃谌肆Y本理論這一相對成熟的框架體系內，這也是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得以融合的最重要的理論前提條件，在人力資本理論中，教育和培訓只是形式不同的人力資本投資途徑，在經濟含義上并沒有本質的區(qū)別，都是通過改變勞動者自身的知識技能水平，從而改變其勞動生產率。

2　相近的實證研究方法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差不多出現(xiàn)在相同的年代，擁有一個共同的理論基礎，但比較有意思的是，自誕生之后的幾十年來，兩個學科的發(fā)展卻主要處于一種平行的狀態(tài)，少有交叉和融合，在教育經濟學逐漸形成相對獨立的學科特色的同時。培訓經濟學也在勞動經濟學領域和工業(yè)關系研究中逐漸發(fā)展和完善。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雖然分屬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但在實證研究方法上卻有著共通之處，而最先溝通這兩者的正是明瑟和他的收入方程；由于早期培訓數(shù)據(jù)的缺乏，明瑟最初從比較不同員工工資水平的角度來估計在職培訓收益，明瑟通過比較兩組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勞動力的收入差異，并對差異求現(xiàn)值，得到收益率，但這一收益率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在職培訓收益率，它包括兩個內容：正規(guī)教育收益及在職培訓收益，因此收益率是對于正規(guī)教育與在職培訓收益率的某種平均。雖然由于度量上存在的問題，使得這一估計結果還不十分精確，但可以說這是對包含教育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最初估計。雖然明瑟本人并沒有認為他的研究是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的融合，因為在早期人力資本理論家來看，教育和培訓本質上是沒有區(qū)別的，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被“人為”隔裂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實證研究數(shù)據(jù)獲得的難易程度的不同，對于正規(guī)學校教育的度量要比對培訓的度量容易許多，因此教育經濟學的實證研究較早地發(fā)展起來并逐步完善，而培訓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卻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企業(yè)培訓數(shù)據(jù)的豐富才逐漸發(fā)展起來。

3　人力資本綜合指數(shù)的建立

雖然明瑟當初囿于培訓數(shù)據(jù)的局限，并沒有對培訓投資收益進行精確的估計，而是得到了正規(guī)教育與在職培訓收益率的平均，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既然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和培訓沒有本質區(qū)別，那么在實證研究中就有必要綜合考察教育和培訓的投資收益，為此構建一個包括教育和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綜合指數(shù)就顯得十分必要，這一指數(shù)應該能比較全面反映人們的知識、技能、觀念的綜合素質與能力，探討教育和培訓在數(shù)量與結構上的不同組合搭配，從而獲得最大化的收益，這是未來教育經濟學、人力資源開發(fā)研究的一個方向。具體而言，人力資本綜合指數(shù)應該考慮到教育級別(學歷)、類型(普通、職業(yè))、培訓參與(是否參與過此前培訓、在職培訓、自費培訓)、培訓種類和時間(參與的此前培訓、在職培訓、自費培訓的類別和時間)等指標體系的建立，另外對人力資本提供機構(如學校、培訓機構等)和使用機構(如企業(yè)等用人單位)的跟蹤調查以及相關的面板數(shù)據(jù)(paneldata)的收集也是必需的。

應該承認明瑟收入方程的建立是有時代背景和研究條件的限制的，雖然后續(xù)的研究者們對明瑟收入方程進行了多種形式的修正，但如果不嘗試在明瑟收入方程中納入人力資本綜合指數(shù)，那么任何補充都可能是不完整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的多樣化和終身化的時代特點，要求對于人力資本的研究要全面、綜合，而培訓與繼續(xù)學習數(shù)據(jù)的逐漸豐富也使人力資本綜合指數(shù)的建立和使用成為可能。

(三)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融合的難點

首先，培訓的定義和度量存在相當困難。與制度化的學校教育相比，培訓的內涵與外延在不同的行業(yè)企業(yè)有著不同的理解，培訓的基本度量指標，如培訓參與率、培訓時間與強度、培訓成本都很難測度。相比較而言，用教育年限、學歷來度量教育要簡單許多，雖然二者都存在指標效度的問題。

其次，反映勞動者教育培訓經歷、就業(yè)工作經歷的時序資料的缺乏?，F(xiàn)有的數(shù)據(jù)大多是在一個時點上采集的截面數(shù)據(jù)，雖然部分調查采用了反向追蹤的方法，但離實證研究所需要的數(shù)據(jù)要求還有相當?shù)牟罹唷?/p>

再次，明瑟收入方程中已經包括教育和工齡，并且工齡曾經一度被認為部分代表了工作經驗甚至是在職培訓，在過去幾十年的研究中，明瑟收入方程的科學性和完備性逐漸為人們所認可和接納。如何建立包含教育與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綜合指數(shù)，如何將人力資本綜合指數(shù)納入收入方程，并且由于這一指數(shù)的引入，模型的設定如何作調整，這些都是未來研究所不能回避和需要不斷探索的重要問題。

四、小結

篇(4)

 一、引言

    

    近些年來，國內某些學者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討論，而以“財政學”(public finance)和“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稱命名的譯著和著作很多。國內的一些學者，如陳共、平新喬、張馨、高培勇、郭慶旺、楊志勇、華民等都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等學科之間的關系有比較深刻的分析。從國際上看，關于兩者關系及其發(fā)展趨勢的論述比較詳細的主要有《公共經濟學手冊》第一卷，由《國際稅收和財政》雜志在 1994年發(fā)起的一次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未來發(fā)展趨勢的特刊及由《公共經濟學雜志》在2002年的一次紀念其創(chuàng)刊而由一些頂尖級的經濟學家關于公共經濟學發(fā)展的總結分析。此外，由于引進的西方文獻越來越多，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及其發(fā)展前景的認識也逐漸深入。

    

    二、問卷的評介與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學的從事財政學或公共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經濟學家就“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及其發(fā)展趨勢”為主題進行了全球性網絡調查。我的問題是：“您如何看待財政學(public finance)和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之間的關系及其發(fā)展前景?”。本次調查受到來自這些經濟學家的數(shù)十份電子郵件。這些郵件反映了他們對我所做的調查課題的認識。本文就是選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經濟學家的回信(見附錄①)和一些經濟學家發(fā)表的論文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和發(fā)展趨勢進行了簡要的評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認為，財政學主要是與稅收及其相關問題等籌集收入方面的問題，主要是在稅收方面，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了大量的與支出政策相關的問題。他認為，醫(yī)療保健和醫(yī)療援助以及殘疾人保險和失業(yè)保險都是屬于公共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也是他感興趣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不屬于財政學的領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經濟學30年(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末)的發(fā)展演變、取得的成就和未來的發(fā)展方向。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經濟學是研究政府經濟角色的一門學問。因為這一角色在不斷地變化著，所以公共經濟學也成為一個持續(xù)演變的領域。一些核心問題被持續(xù)關注，例如對不同商品的稅率結構應該如何設置；而還有一些問題，例如對發(fā)達國家老齡人口社會保障體系如何進行改革才是最優(yōu)等等，最近才成為研究的中心。經濟學其他一些分支領域的理論與實證進展為公共經濟學提供了新的視野，推動了對其中一些長期存在問題的研究。反之，這一領域出現(xiàn)的問題又推動了新的理論與應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經濟學迅速發(fā)展的一個時期。理論和經驗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們對諸如各個稅種的效率和歸宿這樣的核心問題的理解，以及對社會保障項目的經濟效應以及最優(yōu)的制度安排的認識。在公共經濟學相關經濟理論以及支持復雜政策評價的實證分析等兩個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在過去的30年間，公共經濟學的各個不同部分的進展有快有慢。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進展是經濟理論在次優(yōu)稅制設計問題上的應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的出現(xiàn)促成了人們對稅收激勵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響經濟人行為問題的探索。繼而公共經濟學的經驗研究進入了一個飛速發(fā)展的時期，很多應用計量經濟學家也把他們的研究興趣轉向公共財政問題。90年代，實證政治經濟學和相關領域的迅速擴張尤為顯著。

   

    公共經濟學中的很多應用研究越來越深入，這促使了這一領域里幾個二級專門學科的興起，諸如老年經濟學以及教育經濟學。這些領域中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不僅關注那些廣布于公共經濟學范圍內的問題，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領域發(fā)展起來的真知灼見和方法技巧，例如醫(yī)療經濟學、人口學以及勞動經濟學等。

   

    波特巴認為，過去30年發(fā)展變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幾個方面：所得課稅對家庭行為的影響；社會保險項目的激勵效應；資本所得稅的效率和歸宿；赤字和跨期財政政策；財政支出的實證政治經濟學；最優(yōu)所得稅和稅種的設計以及轉移支付等。未來有前途的發(fā)展領域則包括了：環(huán)境經濟學和最適次優(yōu)政策；老齡經濟學；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圍；開放經濟中的稅收和支出政策；最適社會保險項目的設計；征稅與家庭和企業(yè)的行為；在生命周期視角中的稅收和支出項目以及國防經濟學等。

    

    羅賓•鮑德威認為，“公共經濟學”這個詞語是在20世紀70年代被采納來取代財政學的，這是因為財政學這個詞語似乎是太狹窄了。特別是，許多學者認為財政學太多地集中在籌集收入(稅收)，而公共經濟學則是一個范圍更加廣泛的詞語。公共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包括了政府在稅收、支出、社會保險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問題。人們認為財政學這個詞語太狹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領域的更廣范圍的研究對象。然而，這兩個詞語現(xiàn)在都被使用著。他猜測這大概是英語的一般常見問題，有很多詞語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認為，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重疊的。但是，財政學的研究范圍是太狹窄了。財政學幾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預算的操作(尤其是稅收和支出)，而公共經濟學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門對經濟的干預，它包括了諸如管制和穩(wěn)定等方面的問題。

 財政學權威理查德•馬斯格雷夫的《財政理論與實踐》是全球各個大學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財政學的經典著作。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財政學原理》提出的財政“穩(wěn)定宏觀經濟、收入分配和資源配置”的三職能說成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政府干預經濟的代表觀點，是現(xiàn)代財政學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寫的《財政理論與實踐》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盡管已經94歲高齡，仍然關注財政學的發(fā)展變化。他稱，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財政體制所發(fā)生的顯著轉變。他那一代人還認為財政的建設性和積極作用是對市場的必要補充，應該盡可能少的干預市場。但是，馬斯格雷夫一直堅持不懈地認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稅制以及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穩(wěn)定和增長中的經濟作用是在財政學中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基本觀點。他認為，“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顯然是有著明顯差異的。財政學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財政工具；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了貿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種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許多問題可能是需要許多工具才能解決的，所以，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可能不存在顯著的差異。同時，還有通過共同的預算政策將一串財政工具合并起來的情況。   馬丁•費爾德斯坦稱公共經濟學的研究出現(xiàn)了轉型。他認為自己當初入門學習的理查德•馬斯格雷夫的《財政學原理》(1959)開啟了財政學的新紀元，但是，計量經濟學研究方面論述的不足反映了當時該領域的研究狀況。同樣，馬斯格雷夫只是討論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則，其經典著作沒有論及政府支出的具體方面，而這也就成為以往30年中公共經濟學研究的課題。在論文中，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是交替使用的。

    他認為，20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財政學理論方面的這些發(fā)展其重要性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它們在許多重要的財政學問題上，對龐大的專業(yè)思想體系進行了分類。盡管它們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觀點的各種錯誤，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見解。第二，他們吸引了一代優(yōu)秀的大學生轉向公共經濟學領域；其中大部分學生并沒有繼續(xù)理論研究，而是完善了財政學理論基礎，這種新理論的嚴謹性對他們的實證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經濟學方面實證研究的發(fā)展將過去30年的研究與以往所有研究區(qū)別開來。20世紀60年.代后期與20世紀70年代早期出現(xiàn)了高速計算機、可以依賴的經濟計量軟件和可讀大量數(shù)據(jù)的機器。這些發(fā)展，復雜的經濟計量技術和標準裝備的大學生對公共經濟學實證研究的革命都是關鍵性的。對稅收的計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實證研究深化了我們關于稅收對個人風險影響、稅收對公司融資政策的影響以及在經濟增長背景下分析稅收問題的意義的理解。

   

    財政學研究這種演變的第二個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擴大研究主題的范圍，它涵蓋了政府支出和稅收。研究焦點的轉移無疑是因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財政學領域因此從研究為基本的政府服務融資的稅收轉變到公共經濟學領域，看到了更寬范圍內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為了社會保險項目，公共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正好與之呼應。社會保障養(yǎng)老金、事業(yè)保險、工人的補償金、老年保健醫(yī)療和窮人醫(yī)療補助計劃的增加給理論和實證研究增添了新的內容，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20世紀70年代，對穩(wěn)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轉向宏觀領域，更加強調金融政策，而不僅僅研究通過改變預算赤字和盈余的財政刺激的各種變量。然而，財政學研究如何利用稅收規(guī)定(如投資稅收抵免和折舊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來刺激企業(yè)投資。財政聯(lián)邦主義也成為了公共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即分析這些政府如何選擇它們的稅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級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區(qū)財政補貼和匹配財政補貼)如何影響這些選擇，以及稅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區(qū)間差異如何影響私人部門的為政府計劃的效果。

   

    對于未來的發(fā)展方向，馬丁教授認為征稅和支出問題將繼續(xù)對公共經濟學研究提出挑戰(zhàn)。

    

    哈威•羅森的《財政學》目前是全球最受歡迎的教材之一。作為馬斯格雷夫和費爾德斯坦的學生，他在其《財政學》教材①的前言中寫到：“財政學領域已經與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論方面，財政學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將對政府開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經濟理論更加密切地聯(lián)系在一起了。一個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適稅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獻。最適稅收就是試圖使用標準的經濟工具而不是根據(jù)一套特別的稅制設計原則為政府的財政行為獲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在實證方面，最為激動人心的發(fā)展就是為了理解支出和稅收政策如何影響個人行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廣泛應用了計量經濟學的工具”。他認為“財政學的發(fā)展都是充滿著歧義的”。但是他堅定地認為，財政學就是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是分析政府征稅和支出政策的一門經濟學學科。

   

    河野正道教授認為，日本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公共經濟學的父母是金融(父親)和福利經濟學 (母親)。公共經濟學研究的是次優(yōu)、公共物品定價、最適稅收、最適補貼和外部性等問題。公共經濟學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觀經濟特征的問題。而財政學(日本語)則在某種意義上涉及的是宏觀經濟問題。按照他的理解，財政學是金融(融資)學的一部分，是日本語中很傳統(tǒng)的財政學(日語)?，F(xiàn)在，金融(融資)不僅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財政學，也是私人企業(yè)的財政學。這就是為什么它們使用這些詞語的原因。他認為，財政學專門研究政府(公共部門)的融資活動。

    

    此外，法國已故著名經濟學家讓-雅克•拉豐也認為，公共經濟學是研究在經濟領域中政府如何干預的一門學科。它是在20世紀50年代由財政學逐步發(fā)展起來的，在20世紀70年代成為獨立的學科，其標志就是1971年創(chuàng)辦了《公共經濟學雜志》。     總結幾位經濟學家的觀點，他們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關系的認識也是存在歧義的：(1)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題目的變化而已，“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是相互替換使用的。(2)存在傳統(tǒng)財政學和現(xiàn)代財政學的區(qū)分：傳統(tǒng)財政學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別是稅收方面，而現(xiàn)代財政學則更多地以政府開支為研究對象。(3)公共經濟學是從財政學演變而來的，并且是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創(chuàng)建的；(4)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有很大不同。財政學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動；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問題，比財政學寬廣。財政學主要研究的是宏觀問題，而公共經濟學則側重于微觀問題。

篇(5)

關鍵詞:經濟學方法論;科學哲學;啟示

中圖分類號:F0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1001602

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經濟高速發(fā)展的30年。身處中國紛繁蕪雜的經濟社會中,各種經濟現(xiàn)象光怪陸離、引人入勝。經濟工作者如何探明這些復雜經濟現(xiàn)象背后所蘊含的一般性經濟規(guī)律,以及是否能借用對已有經濟事實的分析來預測未來經濟發(fā)展趨勢,這都成為我們研究經濟學方法論的出發(fā)點。

1 經濟學方法論內涵及范疇

經濟學方法論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經濟學方法論指論證經濟學理論正確的某種原則,廣義上則包含著什么是科學的經濟學理論、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理論創(chuàng)新的方法論。具體來講,西方學者研究經濟學方法論主要圍繞對一個核心問題的回答,即如何衡量與選擇經濟理論。換句話講,有無一套標準來區(qū)別開“科學的”與“非科學的”理論?如果有,用什么標準?或者如何從所有理論中鑒別出哪種是“最好”的?，F(xiàn)實意義上,這套標準就成為經濟學家在建立與發(fā)展理論時必須遵守的方法規(guī)則。

經濟學本質上屬于社會科學,是經濟學家面對經濟理論難以消解的現(xiàn)實,試圖提出自己的嘗試性解釋,也是作者的主觀認識對客觀現(xiàn)實的一種認識和把握。經濟學方法論在其發(fā)展過程中深受西方科學哲學的影響。亓學太認為,經濟學方法論屬于哲學的認識論范疇,主要探討經濟學知識的性質、認識論地位以及獲得途徑等問題。嚴格意義上講,方法論屬于哲學的范疇,經濟學方法論為經濟理論構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學觀,即方法論哲學。張五常認為,“經濟學方法論”應叫“科學的方法”,“因為科學方法論在經濟方面與其他科學是相同的,所以要籠統(tǒng)地說一說,不應該分門別類”,“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因而適用于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均適用于經濟學研究。

2 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階段劃分以及主要思想

針對西方經濟學方法論階段劃分的問題,國內學者并無統(tǒng)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學方法論的內在邏輯將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分為四個階段,即前實證主義階段、實證主義階段、證偽主義階段和歷史主義階段。亓學太則以20世紀70年代為界,將經濟學方法論劃分為兩個時期,即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方法論研究的興起與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繁榮時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階段劃分法來了解各時期的主要經濟學方法論思想。

2.1 前實證主義階段

前實證主義階段的經濟學方法論是一種不定型的、樸素的、自發(fā)的階段,還處于朦朧的狀態(tài),但這一階段的經濟學方法論啟迪了人們思想的火花。例如重商主義和重農學派的現(xiàn)象描述法和科學抽象法已經初露端倪,而在斯密經濟學說中抽象演繹法和現(xiàn)象描述法得到了系統(tǒng)化的體現(xiàn)。斯密之后,抽象演繹法在李嘉圖和西斯蒙第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使其漸趨精細化。此后,現(xiàn)象描述法又得到了馬爾薩斯和薩伊的大力發(fā)展。

2.2 實證主義階段

實證主義階段是經濟學方法論史上第一個具有較完整理論表現(xiàn)形態(tài)的發(fā)展階段。比如這一時期,西尼爾將李嘉圖的抽象法發(fā)展到當代意義上的假說演繹法的過程中,充當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環(huán)節(jié)。約翰•穆勒把歸納――演繹方法確立為經濟學研究唯一合理的方法,他的方法論可以說是標準實證主義的樣板,但他并不排除抽象法的功能。凱恩斯發(fā)展了演繹法并承認歸納法和演繹法有互補作用,他將西尼爾的抽象演繹法與歷史學派的歷史歸納法調和起來,但在原則性的問題上,他仍然是一個十足的實證主義者。羅賓斯擯棄了歷史歸納主義,他指出了經濟學不依賴于倫理上恰如其分的個人評價,他強調抽象在構成特定假設過程中的作用。奧地利學派對特定理論正確性的最終標準歸結于經驗事實表現(xiàn)了強烈的不滿,他們反對方法論的一元性,主張個人主義的方法論,并對將自然科學方法不加批判地運用于社會現(xiàn)象中表現(xiàn)出強烈的憤慨,但是他們自認為是對于西尼爾――穆勒――凱爾恩斯傳統(tǒng)的注釋。

2.3 證偽主義階段

波普爾證偽主義在20世紀70-80年代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經濟哲學界,引入波普爾的科學哲學思想、形成波普爾證偽主義流派的重要學者是哈奇森、布羅格。布羅格與哈奇森在解讀與應用波普爾思想過程中著重吸收了其證偽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為,波普爾的理論是在批判邏輯實證主義的基礎上產生的。邏輯實證主義強調經驗證實是評價選擇理論的唯一尺度。但波普爾否認這種理論,強調“休謨歸納問題”使得達到經驗證實是不可能的,“我們根本無法證實一個理論,即使它在十萬次檢驗中被證實了,沒有人能夠保證它在十萬零一次會繼續(xù)被證實。但相反,只要有一次被證偽,我們則完全確信該理論是錯誤的”。因此,評價選擇理論“不應當根據(jù)邏輯客觀主義所主張的‘證實’而應當根據(jù)它能否可被‘證偽’”。

在證偽主義傳統(tǒng)中還有部分學者堅持拉卡托斯的科學思想。拉卡托斯是波普爾學說的追隨者,但他對杜恒-硅因論題(Duhem-Quine thesis)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他主張理論檢驗是比較性的而非絕對性的。當理論遇到經驗窘境時,理論家總是試圖對其進行修正?？茖W的修正必須能夠產生可檢驗的引申結論。如果新的理論部分性地被證實了,說明修正是“經驗前進的”(empirically progressive),我們就有理由舍棄未修正的理論而利用新理論,而不管新舊理論從普遍意義上講是否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評價選擇理論應當以“經驗前進”而不是經驗檢驗的成敗為標準。立足于波普爾傳統(tǒng),同時發(fā)展了庫恩的“范式”學說,拉卡托斯提出“科學研究程序”(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及“硬核”(hard core)等系列概念來解釋理論的普遍結構與發(fā)展過程。萊切斯引入拉卡托斯的理論來解釋新古典經濟學。他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本質上是一個研究程序,其基本前提與假定雖然被質疑但卻仍占據(jù)主流,這種事實可以用“硬核”來解釋(這些基本前提與假定正是新古典研究程序中的“硬核”)。但多數(shù)經濟哲學家對拉卡托斯的理論持批判態(tài)度。他們否認主流經濟學研究有什么“硬核”,而且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發(fā)展取得了所謂的“經驗前進”也表示懷疑。

2.4 歷史主義階段

歷史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經歷了從舊歷史學派到新歷史學派、制度經濟學到新制度經濟學的變遷。但在主流經濟學派眼里,都被視為異端而加以排斥。制度學派與新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在構建他們的理論體系時,尤其是制度經濟學,更多地專注于從歷史資料的歸納中總結出帶有一般性的規(guī)律,因為他們對實際歷史的看法就持有這樣一種歸納主義態(tài)度。無論制度經濟學派還是新制度經濟學派,都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緊密的學派,十分類似于肇始于庫恩的科學哲學中的歷史主義傳統(tǒng),他們遵循著共同的范式,形成一個穩(wěn)定的“科學共同體”。這種特點在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中體現(xiàn)的更加明顯。正是科斯、威廉姆森、阿爾奇安、德姆塞茨、諾斯以及張五常等學者的共同努力,圍繞著“交易費用”、“產權”、“制度變遷”這幾個核心概念,盡管他們之間的許多著作存在著很多方面的差異,但它們都有著共同的內在一致性。

3 經濟學方法論對經濟學研究工作的啟示

經濟學方法論應該是無地域和國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獨立于他國的經濟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那么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以及現(xiàn)代經濟學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給予我國經濟學研究工作者啟示在于:

3.1 “常無”心態(tài)面對經濟現(xiàn)象

林毅夫認為,任何現(xiàn)有的經濟學理論都是經濟學本體,也就是一個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條件之下所做選擇的一種因果關系的描述。對于任何現(xiàn)有的理論,都應該將其視為可能對、可能不對的“前識”。在解釋一個現(xiàn)象的時候,要以“常無”的心態(tài),從現(xiàn)象本身出發(fā),去發(fā)現(xiàn)誰是決策者,他面臨的限制條件和可能有的選擇是什么,說明他為何在這些條件下,做了我們觀察到的選擇。

3.2 理論構建是一個往復循環(huán)過程

林毅夫(2001)談到,我們學習現(xiàn)有的理論,最重要的是要學習有成就的經濟學家是如何構建理論的,學習著名的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以及從經濟現(xiàn)象中抽象出關鍵限制條件的能力。關于構建理論方面,他給出了建議:第一,在建立經濟學的理論時必須對所研究的問題和給定的條件有明確的定義;第二,方法論規(guī)范化的第二個要求是嚴格檢驗那些依照這個理論的邏輯推演產生的推論是否與所要解釋的經驗事實相一致。如果不一致,這個理論就必須受到修正或擯棄。從而更進一步去了解經驗現(xiàn)象,再根據(jù)經驗現(xiàn)象構建一個可以解釋這個現(xiàn)象的理論。可以看出,經濟學理論的構建過程是一個從“定義提出假設假說借用分析工具驗證假說”的往復循環(huán)的過程。

3.3 解釋現(xiàn)象的理論越簡單越好

對于如何構建的問題,張五常也提出了看法,他認為“事實是不能解釋事實的”?！爱斒聦嵅荒芙忉屖聦崟r,就要有一點理論,并且加上些條件上去,然后來解釋這個事實?？墒墙忉屵@個事實的理論是有系統(tǒng)的”。他提出“解釋現(xiàn)象的理論越簡單越好”。從整個科學方法來說,一個極端是套套邏輯,另一個極端就是特殊理論,理論分析應該從一個極端開始或者從另外一個極端往中間走。套套邏輯一般性非常強,但是沒有內容;而特殊性是在很特殊的情況下可以用,因為加入的限定性條件太多,其結論是沒有可能錯的,但也正是其過多的條件限制,使特殊性理論失掉了一般性,這樣的理論也就失去了意義(張五常 2002)。理論是信息節(jié)約的工具,一個理論應該用越少的假設解釋越多的現(xiàn)象(林毅夫 2004)。

3.4 理性使用數(shù)學工具

西方經濟學理論研究經驗表明,數(shù)學工具在分析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引致了實證主義與規(guī)范主義之間的現(xiàn)實鴻溝。但是,我們應正確對待數(shù)學這個工具,如果僅僅追求數(shù)學模型的復雜和艱深,而忽視了理論是用來解釋經驗現(xiàn)象的,那么一旦數(shù)學模型的推論和經驗現(xiàn)象不一致,這樣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數(shù)學游戲,不能稱為經濟理論(林毅夫 2001)。但同時,數(shù)學又是個很好的工具,我們應該讓數(shù)學為我們的經濟學研究服務。

參考文獻

[1]林毅夫.關于經濟學方法論的對話[J].東岳論叢,2004,25(5).

[2]亓學太.當代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與評介[J].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6,(3).

[3]張五常.經濟學方法論[J].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2,(4).

[4]傅耀.試析經濟學方法論演進的四階段及其內在邏輯[J].當代財經,2002,(5).

篇(6)

[關鍵詞]國際貿易研究方法課程；三位一體；課程體系構建；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與科學素質

[中圖分類號] G64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7）04-0127-03

推動“大眾創(chuàng)業(yè)、萬眾創(chuàng)新”的背景下，每個人具備基本的科學素質是開展創(chuàng)業(yè)和創(chuàng)新活動的前提基礎。[1]根據(jù)秦大河院士的提議，《提高全民科學素質 筑牢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基礎》將2020年公民具備基本科學素質比例超過10%納入“十三五”國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總體規(guī)劃。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公民科學素質與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之間的關系，而科學素質對于人們處理實際生活問題及社會事務的作用不可低估。作為肩負創(chuàng)新型人才培養(yǎng)的研究型大學來說，將成為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人才科學素質培養(yǎng)、求真精神塑造的重要基地。[2]

對于研究生教育而言，其科研訓練的過程可以說正是科學精神培養(yǎng)的過程。美國著名高等教育專家伯頓?克拉克（2001）在其著作《探究的場所――現(xiàn)代大學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指出，研究生教育“以科研為首要的成分，教授的作用在于把科研和教學結合起來――科研活動十分恰當?shù)爻蔀橐环N教學模式。學生的作用就是把科研和學習結合起來――科研活動轉變?yōu)橐环N學習的模式”。[3]研究生課程學習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科研訓練奠定基礎，因此旨在提升研究生科研水平的研究方法類課程，尤其是在學術型研究生科研訓練過程的早期開設此課程成為必要。[4]本文將以國際貿易學研究生培養(yǎng)為例，闡述國際貿易實證研究方法課程體系的構建如何滿足學生的科學與求真精神的培養(yǎng)。

一、國內國際貿易研究方法類課程開設的現(xiàn)狀

與國內國際貿易學專業(yè)普遍開設此課程相比，通過整理“中國教育在線”網站提供的“國際經濟與貿易”本科招生專業(yè)的數(shù)據(jù)可知，2012年全國共有748個[748個專業(yè)招生而非748所院校，例如東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有“國際經濟與貿易（國際實務方向）”、“國際經濟與貿易（與丹麥合作）”分別招生，記為兩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國際貿易與經濟”、“貿易經濟”兩個專業(yè)下分別招收本科生，也記為兩個。因此與冷柏軍教授提出的“我國高校中開設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yè)本科教育的學校超過580所”不矛盾。]國際貿易相關專業(yè)（大多數(shù)院校的專業(yè)名稱為“國際經濟與貿易”；部分院校稱作“貿易經濟”、“國際貿易”、“國際貿易實務”、“國際商務貿易”等，此類也計入統(tǒng)計。）招收本科生，其中普通本科高校設置的該學科的招生專業(yè)518個，占全國普通高校數(shù)量的24.23%。根據(jù)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冷柏軍教授統(tǒng)計，截止到2010年，開設國際貿易學專業(yè)碩士的高校達到120所，培養(yǎng)國際貿易學專業(yè)博士研究生的高校和科研單位達26所，國際貿易研究方法類課程仍相對較少，僅有少數(shù)國際貿易學排名靠前的學校如北京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開設此門課程。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為例，其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在2004年針對博士研究生開設國際貿易實證研究，該課程開設較早，當時在全國具有唯一性，主要講授某一國際貿易理論和與研究領域對應的實證文獻及相應的實證技巧；國際貿易學專題課程分專題講授國際貿易經典理論及最新發(fā)展前沿，可使學生掌握國貿領域文獻體系以及切入感興趣的研究領域；計量經濟學、應用多變量分析、時間序列分析、數(shù)理經濟學等課程作為數(shù)量基礎課模塊開設，為學生掌握實證工具和方法奠定基礎；另外，還開設經貿論文寫作，為學生介紹科研倫理、寫作規(guī)范以及研究結果的呈現(xiàn)。

二、“三位一體”的國際貿易實證研究方法課程體系

國際貿易實證研究的過程可以類比為蜜蜂的采蜜和釀蜜，閱讀文獻、收集數(shù)據(jù)等準備資料的過程好比“采蜜”，研究的目的是寫出好的論文或研究報告，這個結果好比已經釀出了上好的蜂蜜。采蜜不是蜜蜂的目的，蜜蜂的目的是蜜，而蜜蜂要釀出好的蜜就必須采到好的蜜。因此要“釀”出好的研究報告，前期“采蜜”的基本功就是必不可少的。采蜜-釀蜜-上好的蜂蜜產品是“三位一體”的過程。

類似地，國際貿易實證研究方法是國際貿易學研究生的專業(yè)必修課程，知識體系同樣為“三位一體”（見圖1），即系統(tǒng)地為已經具備國際貿易與計量基礎的研究生介紹進行國際貿易實證研究所必需的寫作規(guī)范、文獻基礎與計量工具。通過國際貿易實證研究方法的教學，讓學生掌握國際實證論文的基本規(guī)范、相關文獻搜索及閱讀技巧、國際貿易數(shù)據(jù)搜集技能、國際貿易實證研究常用方法的基本原理，提供給學生將進行實證研究的方法，包括計量、調查、投入――產出分析、模擬以及實證的一般均衡的方法，用于培養(yǎng)研究國際經濟學（主要是國際貿易）的理論的能力，并介紹每一種研究方法的STATA軟件及其他常用軟件的應用。該課程的先行課程包括國際經濟學和中級計量經濟學。

篇(7)

 

關鍵詞：發(fā)展經濟學；歷史；流派；研究方法；發(fā)展前景

一、發(fā)展經濟學的來源

對任何學科的研究都應該從它的起源開始深入研究它的發(fā)展歷程。發(fā)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它的發(fā)展是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萌芽，經過十年，該學科就被冷落。從發(fā)展經濟學定義看這一問題，在上個世紀經濟迅猛發(fā)展，很多國家漸漸擺脫了發(fā)展中國家的桎梏，逐漸走上經濟發(fā)展道路。

最早的經濟學萌芽是從1938年威廉姆·呂彼克用法文發(fā)表的《農業(yè)國的工業(yè)化問題》。一般把發(fā)展經濟學的發(fā)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初。這是結構主義興盛時期t經濟學在這一階段得到迅猛的發(fā)展；第二階段，60年代中期。這是新古典派理論在發(fā)展經濟學中復蘇并出現(xiàn)依附論，這是發(fā)展經濟學發(fā)展昌盛時期，緊接著在70年代的時候出現(xiàn)了斷節(jié)。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為發(fā)展經濟學的第三發(fā)展階段，這是一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增長理論時期，這個時期發(fā)展經濟學達到了理論成熟的時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發(fā)展經濟學學家漸漸地在理論上有所創(chuàng)新。

二、發(fā)展經濟學的定義

廣義的發(fā)展經濟學概念是：凡是研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問題，都可以算是發(fā)展經濟學；狹義的概念是：發(fā)展經濟學主要任務就是研究農業(yè)國家或發(fā)展中國家如何實現(xiàn)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或者說實現(xiàn)經濟起飛和經濟發(fā)展的問題。

三、發(fā)展經濟學研究方法

經過戰(zhàn)后50余年的探索，人們對增長經濟學、發(fā)展經濟學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尤其在研究方法選擇上，以及方法論認識上均達到了較高水平。不過，即使如此，人們尚無法解釋與經濟發(fā)展相關的許多問題?？梢娫搶W科知識體系的復雜性。了解發(fā)展經濟學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這有助于在研究過程中減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選擇不當帶來的各種困難，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學地解釋問題、解決問題?？梢源篌w劃分為三類：實證主義、規(guī)范主義和實用主義。實證主義的哲學觀點認為，只有通過觀察(感覺)獲得的知識才是可信賴的，舊的實證主義甚至認為推理亦不可靠，而較新的實證主義則信奉事實的邏輯延伸產生的知識也可以認為是可靠的，稱為邏輯實證主義。自然科學中的實證主義認為，只有直接可以觀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關系才是真實的，認為只有當理論或命題能夠用數(shù)量表示時，這種理論才是有效的。

四、發(fā)展經濟學的發(fā)展

如果說發(fā)展經濟學中工業(yè)化理論對中國特色工業(yè)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那么這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工業(yè)化進行了比較準確的定義。前世行副行長、經濟學家錢納里把工業(yè)化界定為“一般可以由國內生產總值中制造業(yè)份額的增加來度量”，我國的張培剛教授則運用熊彼特的創(chuàng)新理論，從技術創(chuàng)新角度對工業(yè)化進行解釋，認為“工業(yè)化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礎的生產函數(shù)(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xù)發(fā)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的過程”。概括起來說，工業(yè)化的實質就是高效率的工業(yè)部門比例上升，低效率的農業(yè)部門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業(yè)化理論歷經幾十年發(fā)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論體系，也成為中國工業(yè)化道路的參照物。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這是發(fā)展經濟學研究工業(yè)化問題的最初階段，以劉易斯模型為代表。劉易斯認為，主導經濟發(fā)展的是工業(yè)部門，決定經濟成長的關鍵是工業(yè)部門自身的擴張過程，而農業(yè)生產率的提高是工業(yè)化的前提條件；他還提出了發(fā)展中國家的三種工業(yè)化戰(zhàn)略：農產品出口，強調國內市場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學派這種發(fā)展觀點，顯然不符合發(fā)展中國家的客觀實際。事實上，市場機制起不了合理調節(jié)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貧困，失業(yè)、社會矛盾、資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現(xiàn)象在一些發(fā)展中國家有增無減。除了前述對發(fā)展的基本看法外，發(fā)展經濟學也承襲了新古典學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經濟發(fā)展的質的規(guī)定性。

在國際經濟舊秩序之下，發(fā)展中國家在和發(fā)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從而在貿易條件、商品出口、跨國公司投資各方面都蒙受損失。但一些發(fā)展經濟學家卻往往從發(fā)達國家的角度去解釋和辯護，從而模糊了是非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