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學史論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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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宋代雅樂的特點；宋代雅樂的評價；宋君臣對雅樂的態(tài)度

雅樂一般泛指宮廷的祭祀活動和朝會儀禮中所用的音樂。起源于周代的禮樂制度，用于郊社、宗廟、宮廷儀禮、射鄉(xiāng)以及軍事上的大典等。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歷朝統(tǒng)治者認為雅樂具有“化民”和鞏固政權的作用，對雅樂持比較重視的態(tài)度。宋朝統(tǒng)治者對雅樂的重視主要表現(xiàn)在宋代的六次雅樂改制、宋代君臣對雅樂的態(tài)度等幾個方面。關于宋代宮廷雅樂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著作、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三個部分。

1 有關著作中及論文中關于宋代雅樂的介紹

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金文達《中國古代音樂史》等著作中專門論述了宋代宮廷雅樂，詳細介紹了雅樂的特點等，且認為宋代雅樂存在著復古主義和神秘主義。夏野《中國古代音樂史簡編》和田可文《簡明中國音樂史》，介紹了宋代雅樂的樂隊等方面，并且也認為宋代雅樂是仿古的。林萃青《宋代音樂史論文集――理論與描述》，[1]主要是對大晟樂做了詳細的介紹，分析大晟樂產(chǎn)生和滅亡的過程及其影響、敘述宋徽宗的禮樂事跡及其帝王符號、禮樂符號等。筆者發(fā)現(xiàn)近些年關于雅樂的學位論文還是有許多的，其中直接以宋代雅樂為主題的學位論文有五篇，[2]另外一些碩、博士論文中也涉及了宋代雅樂。根據(jù)已有研究成果筆者暫將宋代雅樂分為七個部分予以分析。

（1）關于宋代雅樂特點的介紹。著作和論文中介紹宋代雅樂的特點，一般都是從雅樂的應用場合、樂曲內容、樂曲創(chuàng)制及標題、樂律制度等幾方面來進行的介紹。韓偉《宋代樂論研究》、邱源媛《唐宋雅樂的對比研究》等這些學位論文都采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紹雅樂的特點。李幼平《宋代音樂藝術實踐中的黃鐘標準音高》[3]、田中有紀《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陳祥道與陳的雅樂構想》[4]等也有相關介紹。李幼平《宋代音樂藝術實踐中的黃鐘標準音高》主要介紹了關于黃鐘音高的樂論。田中有紀的《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陳祥道與陳的雅樂構想》分析了有關雅樂的北宋士大夫的討論，特別考察以八音的概念為基礎的王安石學派的樂論。

（2）宋代君臣對雅樂的態(tài)度。宋代君臣極其重視宋代雅樂，主要與其社會背景和政治目的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相關著作主要介紹了宋代統(tǒng)治者重視雅樂的原因，如夏野《中國古代音樂史簡編》及金文達《中國古代音樂史》。學位論文：初益辰《宋代宮廷音樂機構設置研究》從宋統(tǒng)治者本身和宋宮廷音樂機構對雅樂的重視進行了詳細的介紹。鄭月平《從歷史文化學的角度解讀北宋之雅樂》分別從北宋各朝皇帝、儒臣樂論等方面強調了宋統(tǒng)治者的態(tài)度。

（3）關于對宋代雅樂的評價問題。當今學術界對其持有以下三種態(tài)度：首先，持否定的態(tài)度。孫琳《唐宋宮廷雅樂之比較研究》、鄭月平《從歷史文化學的角度解讀北宋之雅樂》等分別從雅樂的律呂制作和樂論上、應用場合來強調雅樂的復古性，并具有神秘色彩。其次，持肯定態(tài)度的觀點。黃炳寅在其《中國音樂與文學史話集》[5]中提到“宋朝學者在追求音樂革新的精神頗值稱道，論其治學態(tài)度則已脫離舊臼而重視較科學之實驗研究”，對雅樂持肯定態(tài)度。第三，持部分肯定的態(tài)度。李方元在其《宋史?樂志》中說道：“宋代雅樂之所以有超過前代的影響和成績……不僅使雅樂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恢復，而且還使其得到了一定的發(fā)展都是明顯的事實?！笨芪木辍蛾P于“宋代雅樂評價”問題的幾點思考》，[6]文章通過分析論證，認為宋代雅樂復古成分下面卻隱含了很多復興的因素。

（4）宋代雅樂祭祀中的禮制分析。路佳琳的碩士學位論文《北宋景佑―嘉年間的雅樂研究》和的碩士學位論文《宋代五禮儀式音樂研究》，都對雅樂中的五禮儀式進行了分析，增強了我們對五禮的認識。

（5）對南宋祭祀歌曲的考證和譯解。在音樂著作和論文中闡述南宋雅樂的比較少，普遍認為南宋雅樂沿襲了北宋的雅樂制度。林萃青的《古代音樂的跨國跨文化解讀――南宋宮廷雅樂》主要是對南宋宮廷雅樂歌曲的音響實體和表演實踐方面來加以分析?！端未宥Y儀式音樂研究》，本文選取了《中興禮書》中的50首祭祀樂歌進行了譯譜和分析。

（6）大晟樂的制作、大晟府的成立及其影響。大晟府是宋徽宗時期建立的一個音樂機構，雖然其只存在了20余年，但是其所形成的影響是我們不能忽略的。劉媛媛《宋代宮廷音樂機構研究》和初益辰《宋代宮廷音樂機構設置研究》，這兩篇文章均從大晟府建立的雅化本質及其影響、大晟府樂器的雅化性質以及大晟府定律方面的極端雅化等方面做了簡單介紹。

（7）新儒學對宋代雅樂的影響。宋朝，新儒學成了當時社會思想領域的主流，占據(jù)著主導地位，對宋代雅樂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徐小明《宋代――中國音樂藝術的轉折期》強調宋明理學的形成是對統(tǒng)治者思想的絕好配合，表現(xiàn)在宮廷音樂上，就是極力提高雅樂的地位。張藝《探源宋代宮廷音樂機構與制度》，認為宋學的興盛使雅樂得到了重視。關于宋明理學對宋代雅樂的影響這個問題，涉及的只是新儒學的形成使宋代雅樂具有了復古和神秘的特點。

2 反思

現(xiàn)有研究成果集中在了雅樂的改制、宋代君臣對雅樂的態(tài)度、大晟府及其影響，以及宋代雅樂和其他朝代的比較這幾個方面。另外，認為南宋雅樂由于其特殊的社會背景，基本承襲了北宋雅樂，僅林萃青幾篇文章涉及了南宋雅樂。那么筆者認為既然是宋代雅樂，為何只強調北宋雅樂，難道南宋雅樂真的是對于北宋雅樂一成不變的承襲嗎？對于宋代雅樂的評價問題，一直頗有爭議。對宋雅樂持批判態(tài)度主要是從宋代雅樂依照古法制律這個問題上來考量的，另外也有學者對其持肯定的態(tài)度。筆者認為應以客觀的態(tài)度去分析才會得到合理的判斷。

宋明理學的形成確實對宋代社會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音樂思想也對宋代雅樂產(chǎn)生了很重要的影響。但是就目前筆者掌握的資料來看，只是提出新儒學的形成使宋代雅樂具有了復古和神秘的特點，其實筆者認為應該對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音樂思想進行考證，從而使我們對新儒學對宋代雅樂的影響有一個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認識。

參考文獻：

[1] 林萃青.宋代音樂史論文集――理論與描述[M].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2.

[2] 邱源媛.唐宋雅樂的對比研究[D].鄭月平.從歷史文化學的角度解讀北宋之雅樂[D].孔琳.唐宋宮廷雅樂之比較研究[D].李明明.中國古代雅樂文化分期研究[D].路佳琳.北宋景佑――嘉年間的雅樂研究[D].

[3] 李幼平.宋代音樂藝術實踐中的黃鐘標準音高[J].音樂研究，2001（2）.

[4] 田中有紀.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陳祥道與陳的雅樂構想[J].中華民族專題.

篇(2)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邊緣化；教學思考

一、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地位的日益邊緣化

（一）古代文學教學地位的邊緣化現(xiàn)狀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

（包括文學史和作品選）是自漢語言文學專業(yè)開設伊始的專業(yè)主干課之一，其時間跨度跨越中華三千年歷史，學科涉及哲學、史學、美學、文獻學、文化學等學科領域，囊括作家作品浩如煙海，體系恢宏。其于漢語言文學專業(yè)而言，地位不言而喻。然時移世易，該門課程目前的教學地位令人擔憂，呈現(xiàn)日益邊緣化趨勢。究其邊緣化表現(xiàn)，突出表現(xiàn)為教學課時不斷縮減，甚至取消了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該門課程的課程設置，最初由中國古代文學史與古代文學作品選兩部分組成，二者課時分開設置，課程安排貫穿三學年或兩年四學期，課時充足。其具體課時數(shù)，僅古代文學史，最初部分院校達500多課時，或400學時?，F(xiàn)在絕大部分院校將作品選課程取消，文學史課程課時壓縮至200到300課時之間，而我校則直接壓縮至192課時，且僅有的192學時還包含每學期6學時即四學期共24學時的實踐教學學時，則理論教學課時實際只有168學時。

目前中國古代文學史通用教材是袁行需先生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四卷本），相對于有限的課時，顯得內容龐大，任務繁重。即將出版的教育部“馬工程”《中國古代文學史》（三卷本）教材又增加了少數(shù)民族文學史的內容和學界最新研究成果，更是體系龐，內容多，任務重，難度大。一方面是古代文學史教材編寫內容的日趨充實與龐雜，另一方面是古代文學教學課時的日趨縮減，如何在不斷縮減的課時里完成龐雜的教學任務，成了橫亙在教師面前的一道難題，故有學者坦言：“當代的古代文學教材編寫者將中國古代所有優(yōu)秀的文化都編進教材中，希望學生能夠及時掌握，但是這么煩冗的教材內容，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沒有恰當?shù)貙滩牡膬热葸M行取舍，而且大學教學課時有限，教師只能對一些知識點到為止，學生也是淺嘗輒止，學到的正是皮毛，并沒有真正學習到中國古代文學的精華?！惫糯膶W教學日顯力不從心，且受制于有限學時的教學，更易變成浮光掠影與淺嘗輒止，從而加速邊緣化進程。

（二）古代文學教學地位邊緣化的原因分析

1.實用主義與急功近利的思想泛濫

近些年來，市場經(jīng)濟蓬勃發(fā)展，某些人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見影的實用效果，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盛行。象牙塔中的高等教育未能幸免，高等教育日趨工具化、功利化，教師忙于能名利雙收的科研課題，學生則在快餐文化中失去了閱讀的耐心。有學者直言：“在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日益工具化、功利化的大趨勢下，古代文學正在被加速邊緣化。在視功名利祿的最大獲得為成功的商品社會價值判斷的眾聲喧嘩中，人們已失去了閱讀的耐心并少能從中獲得，更不用說從中找尋心靈的安放和精神家園的歸依?！痹诮?jīng)濟利益的驅動與即學即用的短視眼光中，人們以追逐錢財和實用技能告慰心靈，對專業(yè)的選擇和課程的學習，看重是否帶來經(jīng)濟效益，重視能立竿見影地求得生存的實用技能，古代文學學習既帶不來錢財又帶不來立竿見影的實用生存技能，故古代文學“理所當然”遭遇邊緣化。

2.教材內容的與現(xiàn)實脫節(jié)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作為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專業(yè)主干課程之一，在大學課程中本占重要位置，但由于教材內容所載均為古代文學事件，其固有的內容與現(xiàn)實生活有一定距離，時空的原因，難免給人以時隔久遠之感。尤其是先秦和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內容，學生學習時覺得與自己的實際生活不沾邊，或者認為這些古代文學知識于今后就業(yè)沒有幫助，故興趣不濃。再者，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文本系文言文，加大了學生的閱讀難度，亦降低了學生的閱讀興趣。古代文學的教材內容脫離現(xiàn)實，即教學內容與社會需要脫節(jié)，學生不能在學習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中培養(yǎng)出適應社會需要的能力，或者不能達到立竿見影的學習效果，故學生更愿意將時間花在其他專業(yè)技能學習上，學習有實際意義的對自己今后就業(yè)有幫助的課程，這的確是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面臨的現(xiàn)實困境與尷尬處境。

3.課程設置的重“史”輕“文”

目前大學中文系的古代文學課程設置，大多砍掉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僅以文學史為必修，學生忙著背文學史，文學作品只是闡述文學史進程的附帶參考資料。學生只記住了文學史上的甲乙丙丁知識點，很少誦讀甚至根本不細致翻閱古代文學作品?！耙晕膶W史而不是以文學作品為中心，偏重于文學史線索的梳理，相對忽視了對文學作品的講習；偏重于對文學史常識的教學，相對忽視了對作品的精微體悟；偏重于治學方法的傳授，相對忽視了學生基本功的訓練?！边@種重文學史梳理、輕文學作品講習的重“史”輕“文”的做法，使古代文學教育事實上成了“史學教育”，本末倒置。

4.教學手段的陳舊單一

目前，隨著現(xiàn)代高科技信息技術的飛速發(fā)展，現(xiàn)代教學技術引入課堂，豐富了課堂教學，激發(fā)了學生興趣。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也不例外，現(xiàn)代化多媒體手段亦引入古代文學教學，增強了講授的直觀性、形象性，引發(fā)了學生興趣，提高了古代文學的教學效率與質量。然總體而言，當下的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仍多沿襲傳統(tǒng)的以教師為主進行講授、學生復習考試的傳統(tǒng)模式，仍多以口述和粉筆占據(jù)課堂，教學方法陳舊，教學手段單一。

二、關于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幾點思考

（一）更新教學理念，培育人文素質

一個民族的發(fā)展離不開經(jīng)濟的支持，但更離不開精神力量的支撐。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實際上活的是精神。物質的東西會隨風而逝，唯有精神永存。古代文學的學習不能帶給學生立竿見影的實用技能，但它的確是一劑精神食糧。因此，古代文學教學應該正視現(xiàn)實，更新教學理念，教學目的不能再局限于傳授文學知識，傳播中華文化，更應該在于陶冶學生情操，培養(yǎng)學生人文素質，提高學生人格修養(yǎng)。學生人文素質的提高是關鍵。學生通過學習古代文學作品，與歷史對話，與文本對話，與詩文家對話，“面對一個詩人，實如經(jīng)歷一次人生；面對一部作品，實如親歷一場相逢”，如此方能正確解讀文本，感悟世界，鞭策自身，思索人生，寄托心靈。關于此點，其實學者們不約而同有此共識。如高曉玲先生曾言：“中國古代文學經(jīng)典教育堅持以德育為先，以培養(yǎng)高尚的人格為終極目標?！睂O小力先生亦說：目前片面強調文學史論的教學，阻礙了學生的獨立思考，甚至令人無所適從；“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主要目的，在于培養(yǎng)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yǎng)。

（二）重返文學本位，注重作品解讀

當前中國各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雖然強調文學史的講授應該與作家作品分析結合起來，以文學史為主線，以作品貫穿，將宏觀的審視與微觀的例子結合，但在日益縮減的課時里，梳理文學史發(fā)展脈絡即占去大部分時間，作家作品只能附帶提及。這種重文學史而輕作品選的傾向十分明顯，并帶有普遍性。這種重“史”輕“文”的做法本末倒置。故古代文學教學的當務之急是從“以文學史為經(jīng)”回歸到“以文學作品為本”，注重作品解讀，把課堂重新讓位于作品，教學回歸文學本位。亦如戴建業(yè)先生所云：從當今大學生的實際水平出發(fā)，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應該倒轉現(xiàn)行的課程設計，不再把古代文學作品作為“文學史參考資料”，而應讓“中國文學史”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輔助教材”；在選擇古代文學作品時，同時兼顧古人和今人的審美標準，盡可能選各個朝代、各種文體的代表作，選講那些至今仍有旺盛藝術生命力的作品。實際操作過程中，是可以通過實際課程設置做到這一點的，即先作品后文史。如廣西師范大學國家文科基地班的古代文學教學即在文學史課程講授之前先安排為期兩個學期的古代文學作品精讀課程，在學生有一定作品積累之后再來把握文學史的發(fā)展脈絡，教學效果比較顯著。

（三）優(yōu)化施教手段，確立學生導向

施教手段上，以往古代文學教學以口述和粉筆為載體，教師“一言堂”或者“滿堂灌”，課堂呆板枯燥?？鬃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彪S著現(xiàn)代教育技術的不斷發(fā)展，古代文學迎來了教學手段革新的春風。教師們與時俱進，把新的現(xiàn)代教學技術引入課堂，課堂講授以PPT課件呈現(xiàn)，輔以圖像、聲音、視頻等多媒體形式，直觀形象的感受，增加了課堂生機，激發(fā)了學習興趣。但教學手段的現(xiàn)代化改革仍須普及和進一步提高，教師仍需不斷探索出新的教學手段強化教學效果。如開辟第二課堂，將教學大綱、必讀書目、思考與練習、答疑解難、教學視頻等放到網(wǎng)上，供學生參閱；開辟Q(mào)Q討論組、微信群、微博、論壇、微課、慕課（“MOOC”的英譯，是新近涌現(xiàn)出的一種在線課程開發(fā)模式，是一種新型的大規(guī)模網(wǎng)絡在線教學模式）等，供師生互動等?？傊瑯嫿ňW(wǎng)狀教學體系，豐富教學手段，以達到強化教學效果之目的。教學模式上，以往的古代文學教學以教師為中心，教師在課堂上滔滔不絕地講，學生在課堂上被動地邊聽邊記，思考與實踐機會極少。目前這種情況依然存在。這種以教師為話語霸權的傳統(tǒng)教學模式有利于教師發(fā)揮主導作用，系統(tǒng)傳授知識，但完全由教師主宰的課堂不利于培養(yǎng)創(chuàng)新型人才，故必須改革傳統(tǒng)教學模式，實行“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模式，讓教師由“講授者”變?yōu)椤耙龑д摺?，以學生為本的參與式教學，穿插學生試教環(huán)節(jié)等，把課堂讓位于學生，使學生真正成為課堂的主體，在教學過程中充分發(fā)揮主動性與積極性。

（四）注重古今結合，教學接點地氣

古代文學由于固有的原因，教學內容只能是古生的文學現(xiàn)象與作家作品，古代與現(xiàn)當代本身就存在遙遠的時空距離。了解那個時代的歷史，還原那個時代的創(chuàng)作風貌，回歸詩文創(chuàng)作的“原生態(tài)”，與歷史對話，與詩文家對話，與文本對話，最終達到正確解讀作家作品與文學現(xiàn)象的目的。我們學習古代文學，吸取古之養(yǎng)料，但不能拘泥于古，教學中還必須將古代文學與現(xiàn)實結合，探究古代文學作品的當代意義，探究詩文家遭際不同人生際遇和苦難的態(tài)度及其于自身的影響與當代價值，如此方接地氣，融通古今，激發(fā)學生興趣，樹立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有學者曾言：“在中國古代文學教育實踐中，不應該只是為了單純地完成教學計劃規(guī)定的內容，而是要從宏觀層面上審視經(jīng)典作品的社會價值和審美價值，挖掘經(jīng)典作品中深厚的文化內涵和現(xiàn)代意義?！蓖诰蜃髌返默F(xiàn)代意義，是古今結合，古為今用。故有老師在講李白《與韓荊州書》時，不僅注重其文學性，而且關注其現(xiàn)實性。筆者在講授蘇軾詩文詞時，關注蘇軾人生遭際，將具有相似際遇的秦觀和蘇軾相比較，見出蘇軾的樂觀曠達，學生體味出面臨逆境時該葆有的態(tài)度、精神和格調。這樣古今結合，古為今用，貼近當下，接點地氣，學生學習不會只停留在古人的世界，更和自己的人生有了關聯(lián)，興趣大增。

（五）變革考核方式，重視過程督查

古代文學的傳統(tǒng)考核方式為閉卷筆試，題型往往是填空、選擇、名詞解釋、簡答、論述、材料分析等。這種考核方式重視期終考試結果，輕視平時學習過程，學生考前臨時大突擊。顯然，傳統(tǒng)的考核方式一張試卷定成績不科學，隨著教學手段的變化、課堂教學的拓展延伸，考核方式急需進行改革。目前我校的考核方式是將學生的平時學習與期末考試并重，將過程與結果并重?？己朔绞降淖兏镓灤┝藢W生學習全過程。首先，我們重視學生的平時考核。學生平時遲到早退、課堂發(fā)言、詩文背誦、作品閱讀、作業(yè)完成等情況一并考查在冊，占學期總成績的30%。第二，我們重視學生的能力考核。在能力考核中，學生除了完成貫穿整個學期的2-3篇的課程論文外，口試也是一個必試環(huán)節(jié)?？谠囋掝}既可以從教師準備的若干話題中隨機抽取，又可以是學生參與的課堂講演。該能力考核占學期總成績的30%。第三，我們重視期末的知識考核。知識考核設試題庫，實行機考，題型為選擇、判斷、填空等客觀題。學生期末考試在計算機上完成，試卷隨機生成。該知識考核占學期總成績的40%。從學期總成績的占分比例，由此可見平時學習的重要性，以及對學生學習過程的管理與督查。綜上，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面臨邊緣化的處境，邊緣化既有社會經(jīng)濟的、思想的因素，更有教材內容的、教學方法與手段的因素等。

古代文學教學面對被邊緣化的尷尬處境，必須轉變培育理念，注重人文素養(yǎng)，重返文學本位，注重作品解讀，優(yōu)化施教手段，確立學生導向，注重古為今用，教學接點地氣，變革考核方式，重視過程督查等多方面著手，方能使古代文學教學與學習煥發(fā)生機。

注釋：

（1）唐珊.論古代文學教學創(chuàng)新與大學生人文素質能力建設［J］.語文建設，2014（12）：15.

（2）劉硯群.培育人文品格：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再思考［J］.現(xiàn)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4（07）：82.

（3）戴建業(yè).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現(xiàn)狀與反思［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3（04）：84.

（4）高曉玲.試論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改革［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4（01）：67.

（5）孫小力.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存在的問題和改革設想［J］.中國大學教學，2007（06）：43.

（6）戴建業(yè).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現(xiàn)狀與反思［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3（04）：90.

（7）王娟.關于課改背景下高師院校古代文學教學的思考［J］.大學教育，2014（04）：119.

（8）李捷主編.程昌明譯注，論語［M］.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70.

（9）高曉玲.試論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改革［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4（01）：67.

篇(3)

[關鍵詞]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現(xiàn)狀；發(fā)展方向

[作者簡介]謝乾豐，北京科技大學冶金學院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2006級博士生，云南農(nóng)業(yè)大學教師，北京100083

[中圖分類號]TF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7)07―0127―04

目前，國內設有“冶金史”碩士點的高校有兩所：北京科技大學與鄭州大學；設有博士點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學(以2007年全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錄為準)。當然，從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單位或個人還有許多，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專家華覺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學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較早，它是目前國內從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機構與權威機構之一，現(xiàn)在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為原北京鋼鐵學院的冶金史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為冶金史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柯俊先生擔任顧問。該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在冶金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從其創(chuàng)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shù)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chuàng)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huán)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huán)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huán)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xiàn)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huán)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tài)。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jīng)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lián)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fā)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jīng)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fā)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fā)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fā)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fā)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chuàng)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jīng)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guī)范結構》和《科學發(fā)現(xiàn)的優(yōu)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fā)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tǒng)，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xiàn)，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xiàn)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shù)摹爸髁x”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xù)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jīng)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lián)的社會政治史、經(jīng)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fā)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chuàng)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fā)展方向。

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還大都遵循“礦冶遺址考察、抽取樣品一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之研究范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冶金史(history of 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認，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曾為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進步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國際冶金史研究同行學人的高度贊譽。然而，作為對人類文明三大標志之一的冶金技術的研究卻拋開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外因因素而進行純冶金內史的研究，視野確系過于狹窄。因為科技史本身發(fā)展的歷程表明：任何一項科技的發(fā)展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的經(jīng)濟發(fā)展、政治變革、文化思想等密切關聯(lián)。因此，今后開展冶金史與社會經(jīng)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還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許是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領域。

筆者認為，今后國內的冶金史研究除繼續(xù)從事所謂的內史研究之外(這種內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隨著國內科技考古遺址的逐年發(fā)掘、新的礦冶遺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對它進行內史性的研究與考證)，還可以而且是必須從以下一些方面進行研究：

1．中國古代冶金史與中國古代文明的關系

冶金技術的發(fā)明作為人類文明出現(xiàn)的三大標志之一(其他兩項標志分別是文字的發(fā)明與城市的出現(xiàn))，它在促進中國古代文明歷史的進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這樣說：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冶金技術不斷迭進的歷史。從早期的銅、鐵、錫、鉛等的冶煉而造就的中國古代輝煌燦爛的青銅器文明到今天現(xiàn)代化的鋼鐵冶煉而形成的鋼鐵文明等，一直滲透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聰明才智。在此期間，中華民族冶金技術的許多次世界領先，充分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在這一領域的獨步天下的豪氣。因此，通過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史的形成、發(fā)展與興盛的歷史進程。

2．冶金史與各個朝代的社會生產(chǎn)力之關系

人類從最初的刀耕火種發(fā)展到青銅農(nóng)具特別是鐵制農(nóng)具，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因為這不僅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領。與此同時，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冶金技術的發(fā)展，所以冶金技術與社會生產(chǎn)力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兩者互相促進、互相發(fā)展。因此，如果割裂這種聯(lián)系而只是單純地研究各個朝代的冶金技術的發(fā)展情況，確實有一種歷史的單薄感。

3．冶金技術思想(史)研究

中國是一個擁有濃厚哲學思維與歷史文化積淀的國度，一部中國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中國思想史。作為時代中人，不論之于達官貴人抑或是從事被稱為“雕蟲小技”的如從事冶金技術操作的卒與徒，都不能不受到社會思潮或思想的浸，而這種影響的結果，便是體現(xiàn)于他們勞動產(chǎn)品或技術產(chǎn)品中的各種各樣的技藝或工藝。例如常見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銅器上的饕餮與夔龍紋飾，這一方面給人以威嚴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溝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體現(xiàn)出超越現(xiàn)世間的權威神力的觀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銅器的紋飾從那些威震一時的饕餮、夔龍等種種神靈，已經(jīng)變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婦女采桑、弋射飛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與自然界的題材開始大量涌現(xiàn)，這其實表明了人的價值開始被認識，社會生活的內涵成為青銅器紋飾的一個重要母題。這種變化，其實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從以神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價值思想觀念的變化。此外，中國古代的“五行說”、“陰陽說”、道教、宋明理學等等傳統(tǒng)思潮都曾對中國的冶金技術有著深厚的影響。例如灌鋼技術的發(fā)明，就與中國古代“和”的哲學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短旃ら_物?五金?鐵》記載：“凡鐵分生、熟，出爐未炒則生，既炒則熟。生熟相和，煉成則鋼。”在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煉成則鋼”這一簡潔有力的語言，不僅是對這種灌鋼工藝所作的生動描述，同時也是用“和”的哲學思想對冶煉技術所作的精辟總結。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通曉了生鐵與熟鐵的各自屬性，同時又受到“和”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因此通過多年的親身實踐后，發(fā)明了“灌鋼”這一工藝技術，這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

4．冶金史與社會政治之關系

綜觀中國古代冶金史的發(fā)展歷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發(fā)展一樣，有也有其低迷的時期。這其中與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宋代的礦冶業(yè)之所以如此發(fā)達，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對礦冶業(yè)的重視的國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對礦冶業(yè)的鼓勵開發(fā)的告發(fā)政策、礦產(chǎn)品的售賣政策以及對礦冶業(yè)的管理政策等，都為宋代礦冶業(yè)的興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敗、礦冶管理政策的失誤以及當時國外近現(xiàn)代冶金技術的引進等原因，導致了中國冶金技術在清末的逐漸衰弱與萎縮。

5．中外冶金技術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發(fā)展與其同類其他事物的發(fā)展存在著密切的交流與聯(lián)系一樣，中國的冶金技術也必然與國外的冶金技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論是駝鈴聲聲的塞上古道之絲綢之路，還是碧波蕩漾的海上絲綢之路，都曾帶去了中國古代的冶金技術，同時也捎回了國外先進的冶金技術。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同阿拉伯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確實存在著冶金技術的交流。例如梅建軍教授認為：由砷銅的存在及銅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區(qū)在齊家和四壩文化階段同新疆及歐亞草原地帶存在文化上的聯(lián)系及相互影響。所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們的視野，同時也可以澄清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起源問題。

6．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之路

因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個邊緣性、交叉性的學科，這也就決定了對它的研究必須采取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礦、冶金、材料、歷史、考古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物理及化學組成分析研究手段與方法，因此這不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斷學習，擴大知識面，改進知識結構，同時多學科的結合，更是開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徑”。在現(xiàn)階段，冶金史研究與考古或者說是科技考古結合得較為緊密，依靠這種結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對古代銅鏡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機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實，從更廣泛的學科綜合來看，冶金史研究還可以與其他學科進行結合，即除了傳統(tǒng)的“礦冶遺址實地考察一實驗分析一文獻考證一結論”的研究思路之外，我們還必須吸收或借鑒其他學科的優(yōu)勢方法，例如人類學、文化學、民俗學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價值及社會價值之綜合取向，從而拓展我們的研究領域與研究空間。例如從民俗學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個非常新穎且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在此方面，對西南民族地區(qū)的銅鼓研究就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但目前對銅鼓的研究，也還處于銅鼓制造技術、銅鼓金屬成分分析等方面，從民俗學的視野進行研究尚待來日。

7．對國外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由于語言的限制、文獻的不足以及金屬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國內冶金史的研究幾乎沒有涉及對國外冶金技術的相關研究，然而在國外，卻有相當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進行研究，這除了與中國古代的金屬器物流失海外而給國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實物考證之便之外，還同他們有著充足的研究經(jīng)費密切相關。所以，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這種現(xiàn)狀，也就決定了國內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難與國際同行進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對話與交流，這種狀況其實也是國內目前整個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對近現(xiàn)代的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貫傳統(tǒng)，也是其研究特點，所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國家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近幾年來力倡對中國近現(xiàn)代科技史進行研究。例如從2000年底開展了“中國近現(xiàn)代科技發(fā)展綜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國近現(xiàn)代科學技術史叢書》的面目出現(xiàn)，但其中缺失中國近現(xiàn)代冶金史研究這一環(huán)節(jié)，因此作為冶金史研究者，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這一歷史性任務，從而補上這一缺失的環(huán)節(jié)。

9．對冶金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礎理論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從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論框架

篇(4)

文學批評的有效性，最近成了一個熱點話題。就其字面的意義而言，所謂文學批評的有效性，無疑是指文學批評活動應當產(chǎn)生實際效果。這種效果包含文學效果和社會效果兩個方面。前者說的是文學批評活動與它的工作對象，即作家、作品、文學思潮和創(chuàng)作現(xiàn)象等批評對象之間的關系，看文學批評活動相對于這些對象而言，是否具有針對性，是否是對該對象的思想和藝術或內容和形式所作的闡釋與評價，更進一步說，則是這種闡釋與評價，是否有效地揭示了該對象所顯示或隱含的意義與價值。后者說的是文學批評活動與文學的讀者，也包括文學批評的讀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次膶W批評活動及其結果，是否對讀者產(chǎn)生影響和這種影響的深廣程度及性質與結果如何。前者說的是文學批評活動作為一種文學活動的有效性，后者說的是文學批評活動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活動的有效性；前者是文學性的效用，后者是社會性的效用；二者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后者是通過前者的效用而發(fā)生效用的。談論文學批評的有效性，不能不注意二者之間的這種依存關系。

以上，是就文學批評的有效性的字面意義或詞語（概念、范疇、命題）意義而言，如就其現(xiàn)實性而言，則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當今文壇，存在太多無效的批評，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評。以我粗淺的觀察，這種無效批評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評，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xiàn)：

第一種表現(xiàn)，是不讀作品的空頭批評。說完全不讀作品，可能冤枉了這類空頭批評家，但粗粗瀏覽一下作品的梗概，或借助推介材料了解一點作品的大意，抑或抽讀一些作品的章節(jié)段落，就開展批評，卻是這類批評家的通病。更有甚者，是借助他人的轉述，在他人的文章或發(fā)言中，掠取若干情節(jié)或命意，借雞生蛋，就湯下面，假爭鳴、商榷或多義、歧見之名展開批評，如此等等。對作品的精細閱讀、對批評對象的深入了解，原本是文學批評的起點和依據(jù)。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就十分強調對文學作品的精細閱讀，留下了許多豐富的經(jīng)驗。20世紀初興起的英美新批評，甚至以“細讀”二字為其派別的標志。這類空頭批評卻對文學創(chuàng)造的產(chǎn)品視若罔聞，僅憑大致的印象和一己的揣測作徒手的操練，結果既無益于創(chuàng)作，又有負于讀者，是一種典型的無效批評。

第二種表現(xiàn)，是專在作戰(zhàn)的迂回批評。這類批評又有不同的表現(xiàn)。其一，是贊揚作家的創(chuàng)作精神，常有甘于寂寞，潛心創(chuàng)作，數(shù)年磨一劍之類的贊詞。其二，是述說作家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和已取得的成就，借當代文學史或文學界公認的評價，稱頌作家的水平和能力。其三，是講說與該作家作品或批評對象相關的理論或文學常識，以之為導引，作意欲具體評論該作家作品或批評對象的躍躍欲試的趨向和態(tài)勢。其四，更有甚者，是搜羅作家的生平、創(chuàng)作軼事，或與作家交往的見聞，間有與作品相關的本事、原型，隨意鋪張，大肆渲染，跡近文學“八卦”。如此等等，這類所謂文學批評，最終都不直接深入文學作品或批評對象，而是點到為止，或在需要涉及文學作品或批評對象時，繞開正道，行走兩廂，顧左右而言他。文學作品或批評對象，在這類批評文章中，如草蛇灰線，時隱時現(xiàn)，或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無法把捉其對文學作品或批評對象的闡釋和評價，因而也是一種無效的批評。

第三種表現(xiàn)，是大帽子底下開小差的宏大批評。這類批評假學術界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內流行的宏觀研究之名，且借助這種宏觀研究的方法和觀念，動輒高屋建瓴，以西方某家某派的理論為藍本，構造一個宏觀的理論框架，而后從文學作品或批評對象中尋找適合證明該理論的具體例證，又以該理論的觀念和方法加以闡釋和說明，結果所得的不是或不完全是對文學作品或批評對象的獨立自主或客觀公允的判斷與評價，而是證明了該理論的正確無誤和應用于批評對象的普適性。這類文學批評雖然不拒絕閱讀文學作品和深入批評對象，但因為這種“主題先行”的批評觀念和方法，和各取所需的實用主義的批評態(tài)度，割裂了文學作品的有機整體性或批評對象所特有的現(xiàn)實性，對闡釋和評價文學作品或批評對象，同樣是無效的。即使這類批評家所運用的理論，對闡釋、評價文學作品或批評對象可能存在某種有效性，這種有效性也只限于與該理論對應的部分，而非對文學作品或批評對象整體闡釋和評價的有效性。

第四種表現(xiàn)，是缺少經(jīng)驗和感悟的純理性批評。這類批評源于學院派長期形成的一種學術著述傳統(tǒng)或論文寫作方式，這種著述傳統(tǒng)和寫作方式，不重視作者對文學作品的感覺和經(jīng)驗，相反，卻認為這種感覺和經(jīng)驗有害于學術研究的理性判斷和理論表述。批評對象尤其是文學作品，在這類批評家眼里，不是一個感覺經(jīng)驗的整體，而是依各種構成要素，諸如題材、主題、結構、語言、方法、技巧等分類切割的碎片。批評家的工作，就在于將這些分類切割的碎片，進行理論上的說明，指出它的性能和特點，而不顧及它在整體上給人帶來的審美經(jīng)驗和藝術感受。文學批評與一般的社會文化批評的不同之處，是它十分重視審美感悟或感性經(jīng)驗。雖然它最后也要像別林斯基所說的那樣，形成一種“哲學的認識”，轉換成“論理學的語言”，即我們通常所說的上升到理性認識，但卻是從感性經(jīng)驗出發(fā)的，離不開審美感悟的基礎。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十分講究體味、參悟、品評之類的感性活動，以此追求藝術感受過程中無窮的意境和韻味。西方文學批評在一般認識論的意義上重視感性經(jīng)驗的同時，也有偏重感性經(jīng)驗的印象主義批評，都說明文學批評離不開對批評對象，尤其是文學作品的經(jīng)驗和感悟。無視文學作品的感性特征，在文學批評中放逐經(jīng)驗和感悟，自然不能對文學批評對象作出有效的闡釋和評價。

第五種表現(xiàn)，是以新聞、廣告為手段的炒作批評。新書或新作評介，本來是近現(xiàn)代文學批評的一種初級形態(tài)，在近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上，也是最早獨立的一種文學批評樣式。在常態(tài)下，這種批評的主要功能，是通過對文學作品及相關背景知識的介紹、說明，向讀者推薦新書新作，幫助讀者進行閱讀選擇，充當一種“導游”角色。其形式和內容雖然比較簡要，但卻包含有文學批評基本的寫作要素。以新聞、廣告為手段的炒作批評，雖然也大多以新書、新作推介的形式出現(xiàn)，但往往不是以忠實地引導讀者的閱讀選擇，而以其活動的商業(yè)或其他功利目的為目的。這類炒作批評，往往善于借助名人或某些文學組織、出版機構的社會效應，利用紙質或電子媒體，制造新聞熱點，或通過銷售渠道，用廣告的形式進行商業(yè)包裝。虛張聲勢，華而不實，夸大一點，不計其余，無實事求是之心，有嘩眾取寵之意，招徠看客，吸引眼球，是這類炒作批評的一個共同特點。結果既不能對文學作品作出客觀評介，又不能對讀者的文學閱讀進行正確的引導，失去了應有的文學效用和社會效用。

篇(5)

默頓受邏輯經(jīng)驗主義和內史主義影響，走向了科學社會的內在主義，20世紀60年代形成了頗有影響的功能主義的美國傳統(tǒng)即默頓學派；貝爾納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史外史主義的影響，走向了科學社會外在主義，并影響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形成的社會建構主義的英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愛丁堡學派和巴思學派。不同觀點、不同思想、不同傳統(tǒng)的相互碰撞與合流，使科學社會學得到迅速發(fā)展。80年代后的一些科學社會學家受庫恩(T.S.Kuhn)歷史主義、系統(tǒng)論、整體論和語境論(contextu-alism)的影響，開始進行科學社會內在主義與科學社會外在主義的整合研究。于是，出現(xiàn)了社會語境意義上的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

概括地講，科學社會學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由默頓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科學社會學走向了英國傳統(tǒng)的后現(xiàn)代科學社會學；由非認知科學社會學走向了認知科學社會學”[1]；由科學結構研究的社會學走向了科學知識研究的社會學；由社會功能主義走向了社會建構主義；由宏觀研究走向了微觀研究；由科學的社會學研究走向了更廣闊的科學的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研究[2]。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我們認為，科學社會學經(jīng)歷了從不成熟到成熟、從單一的定性和單一的定量到定性與定量的結合，從單一的科學社會結構分析到整體的科學社會語境分析的發(fā)展。具體地講，科學社會學方法論經(jīng)歷了科學內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學外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學社會語境分析方法三個發(fā)展階段。

1　科學內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們把對科學進行內在社會結構分析和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的研究流派稱為科學社會的內在主義，其研究方法稱為科學內部因素分析方法。它包括結構—功能分析方法、計量分析方法和人類學方法。

1.1　結構—功能分析方法

這主要是默頓及其學派的方法論，其實質是從結構出發(fā)分析功能。他們把科學看作是具有復雜結構的社會系統(tǒng)，對其社會體制的結構做精細的分析，由結構解釋功能，而很少研究科學知識的內容及其與社會因素的關系，被稱為科學社會學的功能主義，形成了科學社會學的美國傳統(tǒng)”[3]。從1938年發(fā)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到1973年出版的文集《科學社會學——理論和經(jīng)驗的研究》，默頓運用結構—功能分析方法對科學的社會建制、科學的精神氣質、科學的規(guī)范結構、科學交流、科學獎勵制度、科學家的行為模式、科學中的優(yōu)先權之爭等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內容構成了科學社會學的主要內容，形成了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傳統(tǒng)。其他學者如本·戴維(Joseph Ben-David)的《社會中的科學家角色》、巴伯(Benard Barber)的《科學與社會秩序》、克蘭(Diana Crane)的《無形學院》、科爾兄弟(Jona than Cole，Stephen Cole)的《科學界的社會分層》、加斯頓(Jerry Gaston)的《英國和美國的獎勵制度》等，進一步運用了結構—功能分析方法，發(fā)展了默頓的思想，成為默頓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過，這種方法的保守性是十分明顯的，因為它只能從科學的現(xiàn)存社會結構出發(fā)，依據(jù)結構決定功能的假設進行某些功能的預測，而對于過去和未來的科學的社會結構的研究不能令人滿意；它只研究科學的宏觀社會結構，而不研究科學知識產(chǎn)生的微觀認識過程，其方法論說到底是“黑箱式”的。

1.2　計量分析方法

計量分析方法是運用數(shù)學、統(tǒng)計工具對科學進行定量描述的方法，包括數(shù)學統(tǒng)計分析、引證分析、內容分析、多變量分析。

數(shù)學統(tǒng)計方法就是運用數(shù)學、統(tǒng)計工具對大量數(shù)據(jù)進行處理，從中得出結論的方法。默頓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博士論文中廣泛采用數(shù)學統(tǒng)計方法，通過對大量文獻的統(tǒng)計所得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說明十七世紀英國上層社會特別是知識界對科學興趣的普遍轉移，有力地說明了當時英國科學的社會結構隨著科學興趣的轉移而發(fā)生的微妙的變化。普賴斯(Dreek J De Solla Price)在1961年發(fā)表的《巴比倫以來的科學》和1963年發(fā)表的《小科學，大科學》中，廣泛運用數(shù)學分析和統(tǒng)計方法研究科學的整體發(fā)展，揭示了科學由小科學到大科學的發(fā)展規(guī)律，說明了科學機構與科學組織的不斷規(guī)范化、規(guī)?；?、國家化。

引證分析(citation analysis)是利用科學引文索引(SCI)所提供的資料進行數(shù)量分析得出結論的方法。在科學社會學中，廣泛運用引證分析研究引證數(shù)與科學獎勵的關系、引證率與論文影響度的關系、科學發(fā)現(xiàn)前后的繼承關系、科學共同體內部科學家之間的相互關系等。引證的網(wǎng)絡分析還用來研究不同學科間的相互交叉與滲透關系，譬如普萊斯運用引證分析研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關系，發(fā)現(xiàn)自然科學近五年的文獻引證率遠高于人文科學，說明不同學科內部的體制與進步程度是有區(qū)別的?？颂m在《無形學院》中用引證分析研究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結構，發(fā)現(xiàn)知名度高的科學家的論文被引證率高?？茽栃值芾靡C分析研究科學論文的質量、科學界的社會分層情況以及獲獎情況等[4]。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對傳播交流的內容進行精確的數(shù)量分析的方法，它最早出現(xiàn)在新聞學，隨后在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眾多學科中廣泛應用。科學社會學中還只是初步使用這一方法。這種方法不研究行為，也不研究語言、符號的語義，只是通過語言、符號的數(shù)量分析如篇幅長短、篇數(shù)多少的統(tǒng)計來達到研究的目的。薩頓(G.Sarton)在《科學史導論》中運用內容分析考察先前科學史著作中各組成部分不同時代所占的篇幅數(shù)量的多少，以此來說明科學的加速發(fā)展。默頓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中也運用了此方法說明科學興趣的轉移現(xiàn)象。

總之，計量分析方法對科學進行統(tǒng)計學的概括，注重數(shù)量關系分析，通過數(shù)量關系研究科學內部各個要素的關系。從這種意義上講，計量分析方法是一種通過數(shù)量關系的分析研究科學的內在關系的宏觀方法。

1.3　人類學方法

這主要是法國哲學家拉圖爾(Brune Latour)和美國社會學家謝廷娜(Karin D.Kno-Cetina)研究科學實驗室情況的方法。人類學方法的引入，使科學社會學發(fā)生了人類學轉向。謝廷娜把這種方法稱為微觀—傾向發(fā)生學方法，因為人類學對科學的研究關注的是科學家信念的形成過程[5]。

他們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進入實驗室，把一個具體的實驗室看作一個部落進行考察，把看到聽到的如實記錄下來，再應用語言分析方法對所記錄的情況進行分析。拉圖爾的研究得出兩個結論：其一，實驗室可以描述為一個文字標記系統(tǒng)，因為儀器具有標記能力，每個標記的裝置是機器、儀器和實驗人員的組合，科學論文就是這種文字標記系統(tǒng)的產(chǎn)物；其二、實驗過程中產(chǎn)生的科學事實不過是實驗人員的構造物，是儀器產(chǎn)生出的文字標記被人為地解釋為事實，因此科學實驗不是發(fā)現(xiàn)事實而是創(chuàng)造事實[6]。前一個結論是對實驗室活動的自然主義描述，后一個結論是對實驗結果的哲學說明。

謝廷娜(K.D.Knorr-Cetina)運用人類學方法提出了科學的建構主義綱領，認為科學是人為的，實驗室的一切都是人們事先精心準備好的，即決策負荷的，這樣科學實驗就是主觀建構活動，它受到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她特別強調科學實驗的社會網(wǎng)絡不是科學共同體，而是超認識的資源關系形成的社會網(wǎng)絡。[7]因此，人類社會學的方法就是要說明科學認識過程、科學知識形成過程無不與社會有關，無不說明社會因素向科學的滲透。

然而，這種方法仍是一種經(jīng)驗描述方法，因為它關注的是科學研究的過程，對科學實踐過程進行微觀研究而不注重宏觀研究；傾向于對科學家言論的主觀分析而不注重科學研究的客觀實在性。因此，人類學方法的語言學轉向、認知轉向也是十分明顯的。

2　科學外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們把對科學與其外在諸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傳統(tǒng)稱為科學社會外在主義，其方法論就是科學外部因素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論的特點是把科學當作一個“剛體或黑箱”，不考慮科學本身所包含的意義，只考慮科學與其周圍其他因素的相互關系。謝廷娜把這種研究稱為宏觀—定向相一致方法即宏觀方法，它包括歷史背景分析方法、歷史主義方法、文化分析方法。

2.1　歷史背景分析方法

這主要是貝爾納(J.D.Bernal)考察科學及其社會功能的方法。貝爾納是一位對科學的歷史及其社會功能進行全面考察與研究的科學家，他認為對于科學的分析應放到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進行，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來，科學已不是個人的事業(yè)，它已成為大工業(yè)集團甚至整個國家的事業(yè)，科學發(fā)現(xiàn)與發(fā)明不再是個人的發(fā)明與發(fā)現(xiàn)，而是科學共同體的共同成果。因此，科學的作用、功能必須結合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環(huán)境來加以認識。正是從這種科學觀出發(fā)，貝爾納反對當時流行的兩種對立的科學觀：一種是理想主義科學觀，認為科學是追求真理的純粹智力活動，其功能是建構與經(jīng)驗世界相符合的意義世界，即創(chuàng)造能解釋經(jīng)驗事實的理論；一種是現(xiàn)實主義科學觀，認為科學是人們用來認識自然、支配自然并為人們所利用的手段，這實際上是一種實用主義，幾百年來人們一直這樣看待并利用科學[8]。

2.2　歷史主義方法

庫恩(T.S.Kuhn)把歷史注入科學的方法不僅影響了科學哲學的歷史主義轉向，而且也影響了科學史的外史轉向，反映在科學社會學中就是科學的外部因素分析傾向。美國哲學家阿伽西(J.Agassi)把對科學的這種研究稱為社會學主義。科學哲學、科學史、科學社會學不約而同地從社會維度研究科學，一方面說明科學對社會的影響日益增大，另一方面說明對科學的理解絕不能脫離社會歷史環(huán)境。我們認為歷史主義可分為內在的歷史主義和外在的歷史主義。前者指科學哲學中的歷史主義，它著重科學理論結構、科學發(fā)展模式的演化研究，如庫恩的范式轉換模式、勞丹(Larry Laudan)的研究傳統(tǒng)進化模式等，較少研究社會因素對科學的影響。后者指科學史的外史論和科學社會學主義，它關注科學與其之外的社會因素的互動關系，而很少關注科學內部的歷史演化。但不管哪種歷史主義，從動態(tài)而不是從靜態(tài)，從歷時而不是從共時，從整體而不是從部分考察科學的方法和立場值得肯定。

2.3　文化分析方法

這是一種從文化學角度研究科學的方法，代表人物有巴恩斯(B.Bames)、布魯(Da vid Bloor)、懷特(Leslie A.White)、李克特(Maurice N.Richter，Jr)。

巴恩斯以愛丁堡學派的代表人物著稱，他在《科學知識和社會學理論》一書中主張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知識形態(tài)的觀點，科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占統(tǒng)治地位的文化思想的影響。他把科學看作一種亞文化的集合，是人類整個文化的一部分，科學文化是在文化的氛圍中生成的[9]。在他看來，文化影響科學家的信念和想像，從而影響到科學知識，通過對整個文化進行分析就能弄清科學的發(fā)生與發(fā)展。不過，他把科學看作是一組程序和方法論的約定，由約定主義走向了文化相對主義。

以提出科學知識社會學強綱領而著稱的布魯把科學當作文化現(xiàn)象，把真理看作文化符號，而不是把科學看作智力形態(tài)。他主張在整個人類文化的框架中審視科學及其與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10]。他的強綱領的四個內容因果性、對等性、對稱性和反身性就是要說明科學知識產(chǎn)生和評價的社會文化原因。

懷特在《文化的科學》中認為科學是一種人類行為，是把握經(jīng)驗的活動，科學不是實體本身，而是解釋經(jīng)驗世界的方式?？茖W依賴于文化，而文化依賴于符號，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在使用符號中產(chǎn)生的。從這一觀點出發(fā)，他進一步認為正是文化而不是社會才是人類與眾不同的特性，文化對于科學較之社會對于科學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作用。一種發(fā)現(xiàn)與發(fā)明是已經(jīng)存在的文化要素的綜合或是將一種新的要素吸收到一種文化系統(tǒng)中。每一種發(fā)現(xiàn)和發(fā)明都是文化經(jīng)驗積累過程的有組織的表現(xiàn)，計算機的發(fā)明不可能出現(xiàn)在牛頓時代，因為當代就沒有發(fā)明計算機的文化積淀。由此，他得出兩個推論：一是當文化積累還沒有到達產(chǎn)生發(fā)現(xiàn)與發(fā)明的條件前，任何發(fā)明與發(fā)現(xiàn)都是不可能的；二是當文化積累到成熟，發(fā)現(xiàn)與發(fā)明便必然產(chǎn)生。這是典型的文化決定論，一種絕對的文化主義。

李克特在《科學是一種文化過程》一書中闡明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科學是一種方法，一種社會建制，一種專門職業(yè)。他把科學定義為過程，認為科學是作為個體的認知發(fā)展在文化上的對應物，是作為傳統(tǒng)文化知識的一種生長物，是作為文化發(fā)展的一種認知形式。在他看來，科學發(fā)展的方向類似于個體的認知發(fā)展方向，科學發(fā)展的起始點是傳統(tǒng)的文化知識，科學發(fā)展的結構一般類似于進化過程的結構，特別是類似于文化進化過程的結構，科學是一個從個體層次向文化層次的認知發(fā)展的延伸，是一個傳統(tǒng)文化知識之上的發(fā)展生長物，而且是一個文化進化之特殊的認知變異體和延伸。

我們認為科學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和文化過程，但文化并不能決定科學的一切，文化決定論是一種絕對主義，一種外在主義，過分夸大文化對科學的決定和滲透作用，忽視了科學的內在自主性.

3　社會語境分析方法

將科學置于社會歷史中進行考察，從內因和外因、歷時和共時的綜合上分析科學與其外在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關系，我們把這種方法稱為科學社會語境分析方法，主要表現(xiàn)為社會實踐方法、系統(tǒng)分析方法、功能—結構分析方法、社會修辭學方法、行動者—網(wǎng)絡方法和實在論的建構主義方法。

3.1　社會實踐方法

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科學的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生活在19世紀，但他們在剖析資本主義社會和創(chuàng)立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就運用實踐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分析當時的科學技術，把科學作為社會的內在因素來考慮的。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科學的社會實踐的分析，東、西方的社會學家都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科學社會學的鼻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論著中研究了科學技術，他們的著眼點是考察科學技術與社會生產(chǎn)力的關系，科學技術進步與社會進步及社會變革的關系。他們對科學技術的研究表現(xiàn)出社會實踐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力量，科學的發(fā)生與發(fā)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chǎn)決定的，科學在社會生產(chǎn)中產(chǎn)生，在社會實踐中形成，它反過來又通過改造技術來推進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最終引起生產(chǎn)方式和社會制度的變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實踐方法為我們研究科學與技術、科學與生產(chǎn)、科學與社會中的政治、經(jīng)濟、教育、文化等的關系提供了一種十分有效的方法論。

3.2　系統(tǒng)分析方法

系統(tǒng)分析是把研究對象當作一個系統(tǒng)進行定量化、模型化和擇優(yōu)化研究的方法。在科學社會學中，運用系統(tǒng)分析方法對科學及其社會因素的關系進行全面的分析與綜合，并給出科學與社會諸因素互動的模式。魏因加特(P.Weingart)研究科學外部控制的非科學目標內化方法和科勞恩(W.Krohn)的科學目標化方法都屬于系統(tǒng)分析方法。

魏因加特的非科學目標內化指把科學以外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的社會目標在國家和政府的干預下轉化為科學內部的研究準則，或者說科學的環(huán)境目標被科學有選擇地吸收、消化、整合。他以美國癌癥研究為例進行個案研究，運用系統(tǒng)方法詳細地分析了非科學目標內化的整個過程。這一過程大致為：社會問題——政治阻力——政策規(guī)則——科學政策規(guī)劃——機構阻力——研究[11]。這種系統(tǒng)地研究非科學因素轉化為科學內部問題的方法值得我們借鑒。

科勞恩的科學目的化指國家和政府有意識地把科學的外部目標導入一個學科的發(fā)展之中，使之成為科學理論發(fā)展的主導線[11]?？茖W的目的化使科學與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社會問題緊密相連，使科學致力于社會實際問題的研究。這樣一來，科學便與整個社會一體化。因此，對于科學目的化的研究必然要運用系統(tǒng)分析方法。

3.3　功能—結構分析方法

這是德國社會學家魯曼(N.Luhmann)創(chuàng)立的一種與結構—功能方法相對立的方法[11]。它不是從結構出發(fā)分析功能，而是從功能出發(fā)分析結構。魯曼把科學看作一個社會系統(tǒng)，運用功能—結構分析方法研究了科學的社會運行機制。他認為科學作為一個社會系統(tǒng)，具有自治性、適應性和學習能力?？茖W的自治性是指科學能夠根據(jù)自己特定的規(guī)范去行動、根據(jù)自己特定的價值標準去選擇。科學的適應性指它對環(huán)境的適應能力和作出反應的能力。適應性是科學賴以存在與發(fā)展的基礎，不適應環(huán)境的學科遲早會消失，因為科學是一個開放系統(tǒng)，需要不斷與其環(huán)境進行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從而與環(huán)境保持動態(tài)平衡，既發(fā)展自身同時又高效地影響環(huán)境?？茖W的學習能力指主動適應環(huán)境的能力，這種能力從根本上講是科學的創(chuàng)造力，被動地適應環(huán)境是一種被動的學習，是缺乏創(chuàng)造力的學習。

3.4　社會修辭學方法

這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英國出現(xiàn)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代表人物馬凱(M.Malkay)的研究方法。它是在科學哲學的反實證主義、現(xiàn)象主義等哲學思潮影響下形成的。它不同于默頓傳統(tǒng)方法論的地方在于科學知識社會學依據(jù)傳統(tǒng)社會學的方法對科學知識本身進行社會考察與分析。馬凱在對科學知識作社會文化的解釋時，提出了“科學社會修辭學”這個新術語，其含義是：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科學家行為并不能用統(tǒng)一的規(guī)范來說明，而只能以科學家各自的利益和目標來說明。[12]也就是說，科學家的行為和科學的行為并不是依據(jù)科學語言來說明的，而是依據(jù)他們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的社會語言或文化資源來說明的；科學規(guī)范不是用默頓所說的科學體制來保證的，而是用科學的文化資源來說明的。在他看來，科學是一種解釋性的事業(yè)，客觀世界的本性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科學知識是經(jīng)科學家磋商(negoiation)建立起來的。磋商就是科學共同體內的科學家之間運用共同的文化資源提供的節(jié)目單(repertoire)或字典(vocabul ary)進行的協(xié)商和交流。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結論并不是對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科學家們認為是正確的主張而已。

我們認為，馬凱的社會修辭學就是社會語境(social context)，科學家的行為規(guī)范要在其社會語境中得到說明?？茖W知識的意義以及它產(chǎn)生的過程都要用社會修辭學來說明。這種社會修辭學方法說到底就是一種社會語境分析方法。

3.5　行動者—網(wǎng)絡方法

這是拉圖爾和卡龍(M.Callon)研究科學實驗室生活的方法[13，14]。行動者—網(wǎng)絡(Actor-Network)的含義有三：一是微觀網(wǎng)絡，指生產(chǎn)科學知識的場所——實驗室。在實驗室中，實驗者、實驗儀器、實驗材料、實驗環(huán)境應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行動者（實驗者）與其他因素相互關聯(lián)，構成了實驗語境，也就是一個行動者—網(wǎng)絡。這個行動者—網(wǎng)絡系統(tǒng)不斷構造自然，不斷生產(chǎn)新的科學知識；二是宏觀網(wǎng)絡，指實驗室與其之外的社會的關聯(lián)，形成社會語境。在宏觀網(wǎng)絡中，行動者不僅是科學家，也包括政府、企業(yè)和消費者，這些行動者共同編織成自然—社會之網(wǎng)絡；三是微觀網(wǎng)絡和宏觀網(wǎng)絡是雙向互動的。實驗室通過建構進而塑造社會，即把科學知識社會化；社會以它特有的方式支持、支撐和資助實驗室。他們認為，科學論的研究不應停留在對已經(jīng)形成的“科學文本”的哲學考察，而應對正在建構中的“科學實踐”即實驗室活動進行考察。他們由對科學的哲學建構走向了社會建構；由科學知識的微觀研究走向宏觀研究；由自然、實驗室走向了自然、實驗室、社會的語境化建構。

3.6　實在論的建構主義方法

這是當代美國著名科學社會學家科爾(Stephen Cole)研究科學的方法論[15]。他認為科學上長期存在著兩大傳統(tǒng)；一是實證主義或實在論傳統(tǒng)的“默頓學派”；另一是建構主義傳統(tǒng)的“西歐學派”。實證主義科學觀把科學看成是純理性的事業(yè)，理性的認識結果必須由經(jīng)驗事實裁決，即科學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人只是被動地反映自然，而且科學的發(fā)展與社會無關。建構主義科學觀把科學看成是完全由社會建構的事業(yè)，科學知識不是對自然的描述，而是社會性地建構起來的；科學不是由理性和規(guī)則支配的活動，科學知識的真?zhèn)我膊⒎怯山?jīng)驗證據(jù)裁決，而且自然界對科學知識沒有影響作用，科學知識是科學家社會行為“磋商”的結果。科爾既不贊成極端的實證主義立場，也不贊成極端的建構主義立場，因為前者是絕對主義，后者是相對主義，它們的錯誤在于“非此即彼”?？茽柮鞔_宣稱他的科學觀介于“右翼的”社會建構主義和“左翼的”傳統(tǒng)實證主義之間，是實在論的建構主義。在他看來，科學知識是社會和自然界共同決定的，是理性和經(jīng)驗共同決定的。我們認為，科爾的方法是一種語境化方法；他在社會、人和自然之間建立了必要的聯(lián)系，突破了實證主義的“人—自然”框架和建構主義的“社會—人”框架，建立了“社會—人—自然”語境化的框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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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形式分析緣何舉步維艱

1985年前后，文論界曾刮起一股“科學主義批評”旋風，不少學者直接套用系統(tǒng)論、信息論、控制論、耗散結構論、模糊數(shù)學等自然科學理論和方法于文藝理論和批評實踐，雖不乏亮點，但最終都歸于沉寂?？茖W主義批評的引進－熱鬧－沉寂的三部曲乎為三十年來絕大多數(shù)登陸中國的文論觀念定好了生存基調。如今，當我們檢點當年熱鬧非凡的文字和論爭，面對經(jīng)得起時間考驗的實質性成果寥若晨星的殘酷現(xiàn)實，心態(tài)浮躁、準備不足、量化數(shù)字化不適合作為屬于人文科學的文學藝術學的評判標準的反省聊可讓人。于是乎，科學主義批評被認定不適合文藝理論和批評，至多算個文論史的事件而已。事實果然如此么？20世紀80年代西方最新潮科學方法在中國學界熱鬧后歸于沉寂、落寞，往大處講，可以歸咎于我們缺乏科學理性（數(shù)學－邏輯）文化傳統(tǒng)，朝小處說，也與學者們大多急功近利，缺乏“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實干精神脫不了干系。但我認為，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學者們普遍對于所謂科學主義批評“背后”的東西缺乏明晰深刻的認識。從表面看，科學主義批評這一來自中國學者的特定指謂無非是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自然科學取得偉大成就而興起的用自然科學方法對美學和文藝現(xiàn)象進行“自下而上”實證的、經(jīng)驗的研究的20世紀回響罷了，費希納的實驗美學、阿恩海姆的格式塔美學都可以劃入這一世紀大潮。實際上，半個世紀前朱光潛那代學人已經(jīng)憑深厚的學術功力讓古老的華夏詩性智慧領受了西方科學理性精神的洗禮，這一壯闊宏大的文化更新創(chuàng)造歷程至今遠未畫上句號。更深層次地考量，批評的科學化不能簡單等同于自然科學方法崇拜。確切地說，批評的科學化不過是西方思想追求普遍必然知識傳統(tǒng)的表征而已，在當今中國學者的著述中屢見不鮮的概念不清、思維混亂、分析淡弱、理論缺乏系統(tǒng)性等現(xiàn)象，便是這一傳統(tǒng)匱乏的必然結果。衡之以此傳統(tǒng)，科學主義批評照搬自然科學方法，滿足于實驗和精確數(shù)據(jù)的收集、歸納，恰恰大成問題。因為它們根基不穩(wěn)，忘記了對其理論如何可能的前提條件進行徹底的追問，如同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里所做的那樣。就連“解構天使”德里達在其扛鼎之作《論文字學》里都一再申明自己在尋根溯源，追問整個西方文化和科學的可能性的條件———痕跡（trace），一種先驗的原始的不可還原的綜合因素，可見這一傳統(tǒng)威力之強大。衡之以此傳統(tǒng)，穆卡諾夫斯基、雅各布森的布拉格學派、列維－斯特勞斯、前期巴特的結構主義、英伽登的現(xiàn)象學，成就斐然、影響甚巨，倒更足以代表這一傳統(tǒng)的精神風貌，因為他們志在建立文學科學、美學科學、藝術科學，至于其客觀性理想能否實現(xiàn)則另當別論。我曾用“科學型美學”指涉西方美學主流的根本性質，它有別于科學美學、技術美學，當然也并非僅指科學主義批評，這種哲學美學智慧具有十分鮮明的形式性、分析性、先驗性、純粹性、超越性、系統(tǒng)性①。一百多年來，我們的美學、文藝理論建設始終在這個異域思想傳統(tǒng)的巨大身影下苦苦尋覓自己的話語生存、敘述空間?，F(xiàn)在，我們不但有了本土學者撰寫的為數(shù)不少的西方美學史、藝術哲學史、文學理論史論著，還初步形成了中國現(xiàn)代美學思想傳統(tǒng)、現(xiàn)代文學批評傳統(tǒng)。但就構建中國形式美學而言，我們仍然有十足的理由詰問，我們真得對這個以科學理性精神（我不大喜歡用“科學主義”這個在中國有過諸多誤解和爭執(zhí)的名詞，豐富深刻的科學理性精神之內涵遠非有特定所指的科學主義所能涵括、表述）為支柱的哲學美學傳統(tǒng)之精髓了如指掌了嗎？我們真得對作為思想方法、知識原理、存在根基的形式分析精神這一科學理性精神的重要構成成分做到運遣自如了嗎？“分析”表示何意呢？形式分析如何進行呢？“分析”這個范疇的內涵相當寬泛，與本文有關的涵義包括：（1）從前提到結論的超越經(jīng)驗的理智運作，即證明活動，譬如，產(chǎn)生科學知識的三段論，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我們是借證明去認知的。（2）把事物分解成各個部分加以嚴格考察，從而確定這些部分的本質屬性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例如，新批評對獨立自足的客體“詩”或“小說”的“細讀”是一種形式程序，意在詳細地、精確地分析作品的基本構成成分，即語詞、形象、比喻、象征及其相互間的復雜關系，作品的中心主題就是圍繞著這些語言學成分組織起來的，而作品的結構則是張力、反諷、悖論這些對立沖動之間的和諧、平衡。再如，在列維－斯特勞斯那里，神話猶如一種語言，是一個自足的、自我決定的結構。這一系統(tǒng)可以被分解為多個基本單位，這些單位相當于語音的基本要素音位，它們之所以有意義，能夠存在，取決于它們在這一系統(tǒng)內部與其他成分之間的差異關系。這種對對象進行嚴密、客觀分析的思想方法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分析的目的是運用理性思維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guī)律性，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追求確定性，傾向于對事物之間的關系和本質進行形式的把握。形式的感性內容越少，普遍性就越大。當然，抽象性和確定性的程度是有區(qū)別的，哲學思維的確定性就不如科學思維的，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系統(tǒng)在現(xiàn)代符號邏輯看來只是實質系統(tǒng)。請注意，形式分析不僅是一種思想方法，它還是一種知識原理。按照康德的說法，純粹感性材料形成知覺判斷，沒有普遍性，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識的命題形式叫做“先天綜合判斷”，它是先天的形式“純粹理智概念”包容、整理感覺材料的結果。進而言之，由于形式的、分析的精神浸潤于數(shù)學的邏輯的理性文化氛圍里，它還是或者說首先是存在論的。柏拉圖的理念（形式、種或類概念），既是存在論的，指現(xiàn)象變化中的永恒存在，又是認識對象，指邏輯建構的知識形態(tài)概念。有學者精辟地指出：“西方文化的向度是科學，西方哲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科學的反思，并為之提供基礎和說明。存有論為科學規(guī)定了客觀性原則，邏輯和數(shù)學為之規(guī)定了以確定性和分析性為表征的知識原理。”①根據(jù)我們的考察，中國學人的三重“誤解”也許造成了他們對形式分析的不喜歡甚至厭惡反感。其一，形式批評高度抽象，脫離具體的經(jīng)驗內容，不及中國式感悟批評靈心妙賞，一發(fā)即得。其實，這樣的看法混淆了對具體作品的體驗解讀與對文學知識的普遍追求。形式分析通過部分的分析達到對普遍必然的關系即整體的本質的把握，目的在于達成理想的知識。譬如，英伽登現(xiàn)象學美學對文學的藝術品結構的分析是存在論的，即對存在－實體的觀念內容的先天分析，如果它是可能的，便具有極大的普遍性。很多西方大藝術家、大批評家的談藝錄，往往寥寥數(shù)語，切中要害，而又文心淵深，生動有味，絲毫不遜色于中國式感悟批評，它們帶有強烈的主體意識，法朗士曾稱之為“靈魂在杰作中冒險”。其二，純粹形式不過是個理性抽象出的空架子而已，沒有實際的作用和價值。由于道的本性無法訴諸語言，所謂可道非常道，因而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不重視語言和邏輯分析，看不到純粹的知性概念，未能產(chǎn)生與質料相分離的純粹形式。形式化建構按中國傳統(tǒng)的眼光看，不啻于形式主義的代名詞。實質上，缺少了嚴格的形式化建構，便難以產(chǎn)生符號語言，不可能進行符號之間的純邏輯的推演，現(xiàn)代計算機系統(tǒng)就無法想象。從席勒到馬爾庫塞，強化審美形式的批判功能、政治潛能，說明形式有著豐富的人文因素和社會文化內涵。牟宗三先生更是指明西方的基督教精神、民主政治的精神與遵守邏輯數(shù)學前進的“分解的盡理之精神”的深刻關聯(lián)②。其三，形式在先，意味著內容被忽視甚至遭到否定。這是對內容即形式的現(xiàn)代觀念不能領會的結果。形式批評、內在批評不是不考慮文學研究的外在因素，諸如作者、時代、讀者等，而是強調內在的優(yōu)先性，只有把作品的自身意蘊、本性搞清楚了，才能為整個文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穆卡諾夫斯基把藝術本性界定為符號，又區(qū)分符號為能指和所指、物質性和意義性，在一定文化背景下被感知者感知的是審美客體（所指），這樣就用藝術品這個“自主的符號”連接起了作品、讀者、社會。誠然，不能否認，分析思維肢解對象、強分畛域，事事處處以精密性、確定性、明晰性為旨歸，的確顯露出理性的“暴力”傾向，不但有礙于直接把握事物的整體性，而且往往破壞了對象的原始的生命樣態(tài)。不過，一種特定思想文化類型之特性之長項在充分展示自身力量的同時，也必然暴露出不可避免的弱項和短處。今天不是有很多人振振有辭地批評中國傳統(tǒng)思想重整體領悟缺乏分析精神嗎？問題在于，我們必須明白當今中國思想文化建設到底需要什么？我們認為，反體系、反本質主義一類的時髦話語對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建設的積極作用非常微弱。我們贊同這樣的看法，中國的現(xiàn)代化是“體”的變化，這個“體”指社會本體，包括社會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會存在?，F(xiàn)代化的核心是科學，“許多人僅僅想把科學作為運用的東西，而實際正是科學代表了社會本體，推動社會存在前進，在此基礎上發(fā)展文化意識形態(tài)”③。這里的科學不單指自然科學，更是一種社會建制，而始終貫穿其間的則是科學理性（形式理性）精神。可以說，中國的現(xiàn)代化絕非技術層面的實用式的拿來，它更指向思想文化類型的更新。接納數(shù)學－邏輯的分析精神，尊重科學的文化氛圍的造和精神傳統(tǒng)的養(yǎng)成，艱難曲折，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它之所以能成為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發(fā)展的重大課題，乃在于規(guī)則意識、形式正義等現(xiàn)代觀念恰恰內在于中國現(xiàn)實社會的迫切需要。小而言之，形式分析精神也是中國現(xiàn)代美學與文論學科建設的系統(tǒng)化科學化的迫切需要。當系統(tǒng)論、信息論、控制論、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等批評流派和方法涌入中國，如前所述，倘若我們對這些現(xiàn)代批評方法的“根性”有了較深刻的理解，對形式分析之類的異質思想因素的攝取、消化、轉換也許會成為未來中國美學和文藝理論的重要生長點。令人欣喜的是，中國已經(jīng)有一批學者，例如，李幼蒸、趙毅衡、趙、董小英等，開始了艱難的也是富于建設性的理論探索。

二、形式本體論是否適合中國

吳炫把中國形式文學難以真正突破的原因追溯到中西文化哲學的根本差異，是非常有眼光的①。他有關建立當代中國哲學與文學理論不能采取拋棄認識論的態(tài)度、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化是一種確定性的文化意旨建設、中國當代文學必須通過形下走向形上的整合嘗試的觀點，筆者也很認同。我們認為，建立中國形式美學，如何對待西方的形式本體論同樣是個繞不過去的重大課題。但能否就此斷言形式本體論不適合中國形式美學的構建呢？看來為時尚早。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應當辯明兩個術語，一個是本體（論），另一個是形式本體（論）。對本體論，有學者下過這樣的定義：本體論就是運用以“是”為核心的范疇，邏輯地構造出來的哲學原理系統(tǒng)。從實質上講，本體論是與經(jīng)驗世界相分離或先于經(jīng)驗而獨立存在的原理系統(tǒng)；從方法論上講，本體論采取的是邏輯的方法，主要是形式邏輯的方法，到了黑格爾發(fā)展為辯證邏輯的方法；從形式上講，本體論是關于“是”的哲學，“是”經(jīng)過哲學家改造以后而成為一個具有最高、最普遍的邏輯規(guī)定性的概念，它包含種種作為“所是”的邏輯規(guī)定性②。從上述概括可以見出，本體論在源頭上牽連著西方思想的種種根深蒂固的特質。譬如，兩重世界、質料和形式的分離、概念思維、邏輯分析、體系化建構、先驗形式、本質追求，這些特質構成了科學理性精神的重要內涵。從狹義上講，中國文藝理論界所理解的形式本體論指現(xiàn)代西方隨著“語言學轉向”而興起的形式主義批評（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批評（布拉格學派、巴黎結構主義），他們分析文藝作品的語言構成，探尋文藝作品的內在規(guī)律即結構，試圖在本質上（本體論上）揭示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獨特性，展示形成作品統(tǒng)一性的規(guī)則、秩序。這種建立文學科學的理想顯然是科學主義在文學研究中的表現(xiàn)。寬泛而言，本體論的基本特性是形式的，也可以說，就是形式本體論的。展現(xiàn)結構（理性的抽象化、理想化）、先驗必然的形式（給知識內容賦予形式）、形式系統(tǒng)（將高度普遍的命題組成形式系統(tǒng)）、形式化（以數(shù)學－邏輯的形式表示符號間的推理演算）、把握本質（事物現(xiàn)象背后的共相、模式、秩序），本體論的理性主義（形式理性）在認識對象、思想方法、知識原理、理論形態(tài)等方面刻畫著西方思想的精神面貌，當然也規(guī)約著西方形式美學的基本面貌。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指出本體論（本質論）意義上的形式在西方美學和文藝理論的歷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公開打出形式美學旗號的學派有赫爾巴特－齊美爾曼、克萊夫•貝爾－羅杰•弗萊、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在對美的本質、藝術本性、審美經(jīng)驗、文藝風格、藝術作品、審美形態(tài)等重大問題的探究中，到處可見畢達哥拉斯的數(shù)理形式、柏拉圖的超驗理式、亞里士多德的概念形式的身影?？档赂菍?0世紀的美學、藝術產(chǎn)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如此看來，當我們問形式本體論是否適合中國（形式美學的構建）時，表面的意思是指中國學人能否運用現(xiàn)代形式主義方法于中國語境，深層次的含義卻在于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現(xiàn)代性轉型如何可能這一重大課題，就本小節(jié)探究的主旨而言，就是上述形式理性精神的種種內涵能否為中國思想文化所吸納，成為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傳統(tǒng)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重大課題。粗略言之，這種吸納、轉換、創(chuàng)造之所以可能的基礎或許在于科學精神文化氛圍的培育，中國學者在邏輯學、符號學等方面學養(yǎng)的提升，一大批學者的主動選擇等。不過，我們在此把焦點集中在形式概念身，看一看中國學者在構造形式美學時，如何處理形式概念與中國思想語境的適應性問題，其種種難點既在技術性、學理性上，更在源于中西思想傳統(tǒng)根本差異的沖突矛盾上。我們知道，形式的涵義復雜多層，使用者往往在一個形式的名義下指涉好幾個涵義，且每個涵義適用于不同的問題。據(jù)我們的觀察，在種類、體裁、技巧等意義上，形式的使用麻煩較少；由于中國形神合一、道顯為文的傳統(tǒng)，中國學者，譬如朱光潛、宗白華使用黑格爾以來西方近代主流形式概念感性形象或感性形式也并不覺得有多大的隔閡；語言論轉向下產(chǎn)生的文本批評、現(xiàn)代形式理論之所以在中國語境下顯得不那么成就斐然，究其實質在于中國學者普遍對符號學、語言學陌生，操作起來自然底氣不足。李幼蒸《理論符號學導論》、《仁學解釋學》，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符號學原理與推演》的問世，趙將文學文本范例分析上升到類型學的研究思路，表明中國學者不僅可以介紹得到位，更能著手富于中國特色的理論建構。在我們看來，真正的難題主要在于如何對待先驗形式（純形式）。所謂先驗就是先于、獨立于經(jīng)驗而又使經(jīng)驗得以可能，它以普遍性、必然性為其表征。這種先驗形式源于西方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形式與質料分離的理性－邏各斯傳統(tǒng)，此傳統(tǒng)的底蘊又在希臘的數(shù)學（幾何學）、天文學中發(fā)現(xiàn)事物的永恒秩序（不變的客觀形式），為變動不居的萬事萬物確定最初之動力。由于中國傳統(tǒng)思想著重從事物的作用、功能和性質上看待其終始生化與事物之間的相生相克的關系，沒有離開個別具體的事物而追求一恒常不變的形式的傳統(tǒng)，故而對待先驗形式中國學人的態(tài)度頗多分歧。馮友蘭的新理學（形上學）對一切事物做形式的解釋，其四個觀念（理、氣、道體、大全）完全是形式的觀念，對實際無所肯定，也就是與事物的質料內容、具體的感性存在無關。金岳霖區(qū)別了先天命題和先驗命題，認為只有邏輯的知識是先天的，先天、先驗的知識都由經(jīng)驗而來，但正確性并不依賴于經(jīng)驗，可見個別與共相有區(qū)別而又不可分離（道是式和能的綜合）。李澤厚在為其美、美感、藝術論奠定本體論基礎時，形式的作用（度的本體性）居功至偉，但他明確表示不接受先驗理性（形式），他使用的形式指人的主動造型力量，更接近于亞里士多德的形式（賦形），朱光潛把“純粹形式直覺”這個形式主義核心命題與經(jīng)驗心理學的“心理距離”、“移情”雜糅起來詮釋審美經(jīng)驗，不但斷然舍棄了先驗形式，而且將先驗認識論命題轉換為經(jīng)驗心理學命題（古代的心物交融說）。我們絕不否認建構美學和文藝理論當然有其他進路和方法，其理論體系的本體論范疇也完全可以在形式之外另辟蹊徑，然而一旦我們決定以“形式”作為體系大廈建構的腳手架而非普通的磚瓦石料，那么，明確拒絕也好，積極建構也罷，都不能不對此先驗形式有所回應，因為它不僅關乎加強邏輯分析、為傳統(tǒng)審美智慧的現(xiàn)代轉換添一思路，更是對美、美感、藝術、自然美、藝術史動力等重大問題如何可能的先驗條件分析，是一種理論是否具有普遍性的“原初的”、“先在的”根據(jù)。

三、象家族改造與新生的重點在哪里

上世紀30年代，在那篇創(chuàng)見迭出的力作《形上學———中西哲學之比較》里，宗白華先生權衡比勘中國思想的象和西方思想的形式，得出象即中國形而上之道、象之構成原理乃生生條理和西洋形式美的根源是邏輯、幾何、數(shù)學一以貫之的概念世界、永恒超絕的范型是先驗的理數(shù)的結論。耐人尋味的是，在表解中國獨特的生命精神時，宗白華沒有用“象”，反而用譯自異域文化的術語“形式”，認為“美是豐富的生命在和諧的形式中”①。倒是吳炫提出“什么是中國式形式”的理論命題，并試圖既向傳統(tǒng)的“象象”思維里灌注追求獨創(chuàng)的精神，又以中國式形式（象象）的整體性、通透性彌補西方文化片面彰顯純粹性、對抗性的缺陷②。吳炫的做法的確從一個獨特的角度提出了當代中國美學和文藝學建設的重大理論問題，即傳統(tǒng)如何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換，具體而言，就是象及其家族成員的當下適應性問題：傳統(tǒng)美學文論概念術語如“象”、“文”、“法”等是否能夠有效地解釋當代中國人的審美經(jīng)驗、藝術趣味、文學特點？以這些概念術語為基礎有無可能創(chuàng)造出美學和文藝的新理論形態(tài)？我們認為，倘若說運用“形式”于中國思想語境尤其是中國傳統(tǒng)詩性智慧時面臨著是否契合———尤其在形而上層面———之難題，那么象及其家族的改造、轉換主要不是針對中國古代的美學和藝術，而是現(xiàn)代中國的美學和藝術，一方面我們應當考量其詮解在現(xiàn)代中國人的社會現(xiàn)實生活中生成、以現(xiàn)代漢語表述的審美精神、藝術實踐、文學世界的有效性及其限度，另一方面，這種解釋之富于效力的來源在于如何回應、接納業(yè)已在現(xiàn)代中國美學文藝學學科體系中占據(jù)壓倒性優(yōu)勢的形式系統(tǒng)及其體現(xiàn)的形式理性精神，質言之，本文對此問題的先驗探究就是俗語所謂“舊瓶”能否“裝新酒”或曰“注入新鮮血液”。據(jù)考察，象及其家族成員包括象、美、道、文、法、氣、形、理、和、勢、韻、體、境、格、意象、聲律等①，它上通中國人的本體論、宇宙觀、道德學，下達審美創(chuàng)造、審美理想、藝術表現(xiàn)、藝術法則、藝術構思、形式美等重大問題，中間橫貫著道氣象一體、文道（文質）合一、整體思維、以象喻意、體用不二、不離棄感性經(jīng)驗等象家族思想特質，其涵義包括對立面的統(tǒng)一、形象、規(guī)律、象征、法則、風格、節(jié)奏、聲律、韻律、體裁等，若論涵義的多樣性、功能的豐富性、思致的深刻性，與西方形式系統(tǒng)相比，絲毫不遜色②。同時我們也看到，盡管百年來中國美學文藝學已經(jīng)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形式論傳統(tǒng)，盡管形式在現(xiàn)代中國的美學文藝學的話語系統(tǒng)中已經(jīng)取得了幾乎一統(tǒng)天下的實績，但是“形式”和“象”這兩個足以代表中西哲學美學精神特質的范疇在形上層次、思想方法、話語形態(tài)、言說構意而非技巧、體裁、風格、節(jié)奏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一次次地令學人們陷入困擾尷尬的境地：形式系統(tǒng)的概念用到中國古代詩性智慧上總讓人覺得隔了一層，不夠貼切③。我們認為，從根本上講，形式也好，象也罷，都是文化學、社會學、哲學范疇，在其背后挺立著一個特殊文明的根深蒂固的精神傳統(tǒng)。不過我們在此不準備提出形式與象的形而上“融通”的可能性（探究其具體途徑、哲學基礎、語言根基等）這一難題，我們只嘗試性地解答后一個問題，即象家族的改造與新生。這種現(xiàn)代改造建基于對其缺失弱項的深刻洞察與清醒認識之上，取決于我們對西方的形式與中國的象之間的巨大精神差異究竟采取什么樣的立場。我們明確表示不同意失語癥論者或漢語詩學論者的部分觀點?；孟霃街钡鼗貧w古典傳統(tǒng)，簡單地沿用古代術語命題，除了具備懷鄉(xiāng)抒情的價值，并不能夠帶領我們走出失語的困境。中國現(xiàn)代形式論傳統(tǒng)中最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一批學者，如朱光潛、宗白華、李澤厚等，都是在實質上而非傳統(tǒng)范疇術語的移植沿用上開拓形式的新疆域。我們主張，象家族的改造與新生的關鍵步驟，不僅在于發(fā)掘其固有的、較之形式論可以說是“獨特的”現(xiàn)代性因素、觀念、原則，更依賴于中國學人主動攝取、延攬、吸納、融會西方的科學理性精神、形式理性精神。不管你是否承認，這一碩大的思想工程乃建立中國現(xiàn)代哲學和文化的核心課題之一，它不自今日始，也不會在短期內畫上句號。具體言之，就本節(jié)的主旨而言，除了上面提到的引入先驗維度、加強形式分析外，主要有以下四端：第一，擴張構型力量。在宇宙論上，象家族的本質特點是主客不分、道不離器，這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認識論意識欠發(fā)達，數(shù)學－邏輯理性精神不夠強勁的必然反映。明末清初以來，隨著西方邏輯與科學論著的譯介，重邏輯理性，講個體主體的思想因子逐漸深入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的肌體。理性主義精神的核心是主客二分所締造的理智主義和客觀主義。所謂形式的構型力量實乃理性借助概念、范疇（最高的概念）建構超越的本質世界的活動，概念、范疇決定著全部客體，決定著我們的感覺經(jīng)驗對象。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形式即本質，形式具有給質料賦形的造型力量；用康德的講法，人的理智給自然立法，他的范疇體系從質、量、關系及其內部諸規(guī)定和相互間的邏輯關系來建構存在者的世界?？ㄎ鳡栒J為，文化世界是人的精神本質固有的對象化符號化（構型）的創(chuàng)造，文化符號的各種形式折射出人性的不同層面。李澤厚的主體性實踐哲學將形式與人的自由活動，與人的主體性實踐活動，與建立法律、政治、經(jīng)濟等各種新形式聯(lián)系起來，恰恰是中國哲學美學走向現(xiàn)代的深刻表征。第二，建立批判理性。由以上論述可見，象家族的諸種涵義幾乎沒有涉及社會政治功能。而在西方，批判功能從一開始就內在于形式的活動中。柏拉圖的“理式”（形式、本質）是理性建立的概念形而上學，其現(xiàn)實的投影就是哲學王統(tǒng)治的理想國。當代西方者更是普遍凸顯形式的批判功能。按照馬爾庫塞的說法，“藝術的批判功能，藝術為自由而奮爭所做出的奉獻，存留于審美形式中”①。實質上，形式的批判源于理性的批判。批判理性的目的只有一個，即為知識而知識地追求真理，它來源于人的心智解除愚昧教條禁錮后迸發(fā)出的強大的創(chuàng)造能量，是知識不斷增長的基本動力。批判理性具有雙重性，其起點是普遍懷疑，正如笛卡爾在《形而上學的沉思》里所說，“凡是我從前信以為真的東西，沒有一件我不能加幾分懷疑；我的懷疑并不是由于漫不經(jīng)心或輕率，而是有很強的、考慮成熟的理由的”②。在他那里，除了真理的神圣性和追求真理的絕對信念，一切都在懷疑之列。既然知識追求永無止境，那么質疑、挑戰(zhàn)、叛逆也就不會停歇。但批判理性絕非專事破壞、否定，其另一面充滿著建設性、創(chuàng)造性的力量。它不但致力于構建普遍性的知識原理，而且要按照理性和理想來改造社會。第三，重視語言之維。中國傳統(tǒng)思想沒有把語言納入形上學（道論）的思考，所謂道本于心性無須假言，道體粲然莫可名也。中國薄弱的知識論傳統(tǒng)也少有深研知與言之關系的。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由小學（文字、音韻、訓詁）承當，它以訓詁為主體，重在字詞意義的訓釋，不重語句分析，幾乎不從形式上把握語言成分之間的邏輯關系，由是便把握不到帶有普遍必然性的事物和世界的形式結構。直到晚清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問世，漢語語法問題才逐漸引起學者的廣泛注意。因而古代文論中不滿足于從技巧、修辭角度看待語言，而試圖將其提升到文化哲學、語言哲學、心理哲學高度的語言論幾成絕響。此后，中國學人開始努力構建具有自身特點的語言論，譬如朱光潛在《詩論》里提出的頗富創(chuàng)見的以情感思想語言一致說替代形式與實質關系說。今天看來，這樣的新見實在太少。西方極為發(fā)達的語言哲學傳統(tǒng)源于邏輯－數(shù)學傳統(tǒng)，邏各斯兼有言說與理性兩義，邏輯－語言－形而上學連為一體的傳統(tǒng)在17世紀前的霸主地位不可撼動，至今余威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