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文化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文學文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chuàng)作。

篇(1)

關鍵詞：體裁 非文學文本 筆譯能力

非文學文本是一種重要的體裁形式，在生活中起到積極的作用。對分文學文本筆譯能力的分析尚處于起步階段，因此文章針對其特點和組織構架對其進行了分析如下：

一、非文學文本和非文學筆譯的特征

文學文本是以語言為載體來表達作者的感情和反映社會現(xiàn)狀的體裁，具有強烈的藝術情感。文學文本的主要體裁包括我們平時所說的散文、詩歌以及小說等。文學文本通常虛構的成分較多，作者可以自由的在作品中表達個人情感。而所謂非文學文本，實際上就是除了文學文本以外的絕大部分文本，通常包括新聞，法律類論文，政治經(jīng)濟類論文以及金融與科技類論文。要了解非文本筆譯的特點，就要先分析非文本的特點。非文本筆譯的特點如下：首先要做到按照規(guī)范書寫，用詞避免嗦重復，并確定信息傳達的準確性；其次寫作目的要明確，具有固定的讀者群；非文本體裁需要翻譯的文章包含大量的信息并且時間較短，因此多采用明確的分工方式；非文學文本譯員要善于利用有用資源，采用多種方式來完成翻譯。

二、基于體裁的非文本筆譯能力的基本構架

隨著文化的發(fā)展，體裁被引進到語言學中并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對于非文學文本來說，其書面形式與口語形式都是在特定的交際目的下進行的，因此具有特殊的體裁特點。體裁作為一種能夠辨別的交際事件，其結構固定且完整，專業(yè)性和科學性強。從這個角度來說，他與非文學文本的特點相吻合，因此我們采用體裁理論來建立和分析非文學筆譯能力的結構框架，大致可以分為語言層面和社會層面兩部分。

非文學筆譯能力的語言層面是指翻譯者對詞匯、語法以及語篇的掌握能力。翻譯者要了解兩種語言的文化，掌握兩種語言的基本詞匯以及結構差異。而基于體裁下的非文學筆譯能力主要是指譯者要確保原文的體裁完整；而非文學文本的社會層面是指譯文不但要保持原文的結構，還要達到其用于交際的目的。這是因為非文學文本是為社會服務，只有在社會中才存在實際意義。因此非文學文本是否實現(xiàn)了交際目的是評價譯者能力的重要標準。同時，非文學文本的社會層面還研究了翻譯者的溝通交流能力以及其自身品質問題。

三、基于體裁下的非文學筆譯能力分析

（一）雙語能力與語言翻譯能力

雙語能力是非文學筆譯必須具備的首要能力，只有掌握源語言的詞匯用法，語法運用以及語篇構成的特點，才能完成基本的筆譯。雙語能力是筆譯者實現(xiàn)交際的基礎；譯者的翻譯能力包括其在技巧以及專業(yè)知識兩個方面。即譯者要掌握扎實的語言基礎知識和翻譯技能，并通過自身的技能實現(xiàn)語言之間的互譯。

（二）體裁分析和識別能力

體裁分析能力即在體裁上保持兩種語言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專業(yè)的筆譯人員必須具有體裁分析能力，了解每個過程的語言特性；而體裁的識別能力是指譯者要具有識別社會職能、交際目的以及讀者的范圍的能力，即最大限度的滿足讀者的需求。

（三）工具應用能力和團隊協(xié)作能力

這兩種能力要求譯者要具備利用外界條件的能力。其中工具英語能力即其對專業(yè)書籍，語言辭典以及多媒體資料的應用；而團隊協(xié)作能力是指其與周邊人員的配合，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翻譯任務的及時性和準確性。

（四）個人綜合能力

基于體裁下的非文本筆譯要求譯者具有很強的個人綜合能力。其中包括自我評價能力、組織能力、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質。其中自我評價能力是指譯者能夠在完成翻譯后對自己所翻譯的作品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總結，在總結中不斷的進步；組織能力即其對翻譯過程的設計以及翻譯能力的體現(xiàn)，組織能力是譯者具備的核心能力，對其他能力具有調節(jié)作用，是保證翻譯順利進行的基礎；而心理素質也是譯者必備的重要能力，心理素質的優(yōu)劣可以嚴重影響到譯者的翻譯水平，是有心理素質好的譯者，其綜合能力才能得以體現(xiàn)，才能更好的完成翻譯。

（五）專業(yè)知識能力以及專業(yè)擴展能力

要更好的完成筆譯，譯者要掌握多個領域范圍內的專業(yè)知識，翻譯通過語言實現(xiàn)，而語言具有較強的知識性。如法律論文具有很強的法律效應，商務論文需要譯者掌握商務談判的基本技巧和注意事項等。掌握專業(yè)的基礎知識是完成翻譯的第一步，除此之外，譯者還應該善于擴展自身的能力，使掌握的知識充分的發(fā)揮。業(yè)務擴展是譯者能力的體現(xiàn)，是其創(chuàng)新精神的體現(xiàn)，當然能力的拓展要在掌握專業(yè)知識的基礎上。只有這樣，譯者通過不斷的學習，專業(yè)知識和業(yè)務拓展能力逐漸增強，才能確保翻譯的順利進行。

四、總結

關于非文學文本的筆譯能力的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非文本文學具有專業(yè)性，時效性和真實性，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體裁形式。譯者要具備一定的個人能力才能做好非文學文本的翻譯，才能使這種文本真正服務于社會，服務與個人。

參考文獻：

篇(2)

中新網(wǎng)7月1日電 據(jù)印尼《國際日報》消息，中國華僑大學在印尼雅加達和泗水兩地開設了“學士”和“碩士”級的招生，至今已培養(yǎng)出一批批華教事業(yè)的人材。6月27日，在雅加達“智民學?！钡?樓的多功能會議室里，舉行了華僑大學文學系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開題報告會。

當天出席者除有雅加達的13位男女學員和來自泗水的3位，還有由華大校方派遣的，由文學院副院長率領的一行4人及各界來賓。

首先由雅加達組的付若玫的論文題“漢語，印尼語構詞法對比研究”拉開核心的教授們的審閱與輔導。隨后，黃萬秋的“印尼華人馬來文學中的閩南語言研憲”，鄧金水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教育與印尼華文師資培訓研究”等相繼展開。教授們在此期間并沒有休息，而是抓緊時間審閱。

最后才輪到泗水的班長顧長福，他的論文題目是:“海子詩歌的文化解析”。同時他也寫了一首題為“那棵樹就是您，華僑大學”的短詩并當場朗讀於表達對“華大和眾多教授們”的感恩。 (顧長福)

篇(3)

[關鍵詞]斯皮瓦克；后殖民；女權主義；德里達；文化文本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8-278-01

在西方世界無論是權力的構造還是知識的建構都是通過語言來建立的，語言本身即作為權力象征也作為權力的載體，女權主義批評作為一種權力批評話語體系自然要先對準語言這一權力載體，針對語言的言說展開批判。以后殖民理論家佳亞特里·查·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權批評為標志，誕生了新的女權主義詩學批評方式：后殖民女權主義詩學批評。這種批評沖出了文學文本疆界的羈絆，向更廣闊的文化文本批評進發(fā)，使文學批評承擔起了更為實際的實踐中的性倫理政治任務。同時，文化文本批評也成了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權主義批評獨到的特色。

一、西方女權主義批評的傳統(tǒng)

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歐美的女權主義批評開始蓬勃發(fā)展起來，當時在歐洲大陸的法國形成女性主義精神分析與符號學批評一派，在英美形成形式主義女權批評一派。法國的女權主義主要致力于對相對于男性理論的女性理論的建構，恢復女性說話的權力，對父權秩序語言的意指系統(tǒng)進行解構。英美女權主義文論也注重語言的研究，但是其重心是建立一種正確的文學與現(xiàn)實的反映關系。不像法國女性主義者那樣致力于針對父權秩序語言的顛覆，而是注重對語言結構的分析，在原有的文學語言結構的內部尋找婦女文學傳統(tǒng)，或重構婦女文學語言。

無論是女權主義早期的弗吉尼亞·沃爾夫、西蒙·波伏娃，還是后來的英美和法國女權主義理論家，她們的文學批評都是緊緊地圍繞著文學文本展開的，并沒有打破文本的疆界，進行更具體的現(xiàn)實文化探討。

二、斯皮瓦克與德里達的《論文字學》

正是從對德里達的翻譯解釋入手，斯皮瓦克開始了她以解構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詩學批評生涯。當然，她的后殖民女權主義理論同樣受惠于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她在《他者的世界》里親口承認德里達的著作對自己有潛在影響并多次將德里達稱為自己的老師。《論文字學》的翻譯在斯皮瓦克的學術生涯中占有里程碑式的地位，1967年該書發(fā)表，斯皮瓦克隨即閱讀，大受啟發(fā)，此后歷經(jīng)十年的時間，斯皮瓦克成功地將這部劃時代的晦澀的法文著作譯成英文，并為此書撰寫了長達80頁的譯者前言，闡述了德里達的解構思想同時表明了自己的見解。至今為止，斯皮瓦克仍然是德里達思想的最準確的闡釋者。解構主義因為斯皮瓦克的成功譯介在北美很快普及并且掀起新一輪的理論狂潮。

總之，斯皮瓦克的女權主義批評更多得益于德里達對二元對立的解構思想，這點對斯皮瓦克后殖民和女權主義理論中的“知識暴力”和“屬下”論顯然深有影響。解構從此成為斯皮瓦克批評策略的根基，她的一系列理論和主張都是通過對其他理論的解構后才顯現(xiàn)出來的，她的后殖民女權主義理論就源于她對馬克思、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的解構。即使對德里達本人，斯皮瓦克也同樣進行了解構。斯皮瓦克點出了德里達理論的詭辯性和游戲特征。她用德里達的解構策略解構了德里達！這種客觀的態(tài)度源于她對唯物辯證法的訴求，斯皮瓦克理論的駁雜由此可見一二。

三、解構策略中的文化文本批評

斯皮瓦克認為解構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建立有爭議的文本或問題的“權威真理”的意義上產生“積極的知識”；解構也不能理解為一種思想批評或者是“暴露謬誤”的形式，相反斯皮瓦克的重點是揭示設想、戰(zhàn)略和雄辯。由此來建立并調和一種既定的敘述，而不管是政治的、文學的還是歷史的。所以，她的后殖民女權主義批評總是在關注被壓抑的邊緣者的實際生存狀況，她不斷地考察有關殖民地女性的歷史檔案以及全球經(jīng)濟一體化境遇下女工們的真實生活。她關注的焦點總是以女性為基礎的，但是批判的立場卻能隨著批評的現(xiàn)實需要而不斷更換，無論是站在、精神分析、還是新歷史主義的立場上，她都能通過解構的策略將這些理論為自己的后殖民女權主義詩學批評服務。

篇(4)

關鍵詞：中學；文學社團；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9094（2014）10-0056-04

文學社團是語文教學的重要補充，是學生提升語文綜合素養(yǎng)的重要途徑。隨著《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以及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的出臺，中學文學社團建設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筆者自工作以來，一直從事中學文學社團欄目工作，形成了一些思考，并于2013年和東臺市實驗中學合作申報了江蘇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guī)劃課題“基于生本的初中文學社團建設研究”。在此過程中，筆者梳理了學界同人撰寫的與之相關的研究論文。本文擬從“中學文學社團活動特性與基本內容研究”“中學文學社團與語文教學的關系研究”“中學文學社團對素質教育及學生未來發(fā)展的影響研究”和“中學文學社團的推進策略研究”四個方面，對中學文學社團的研究狀況進行歸納。

一、中學文學社團活動特性與基本內容研究

（一）中學文學社團活動的特性

有兩篇文章對此作了較為詳細的闡述。鄒國春的《校園文學社團建設的四項原則》認為，校園文學社團應遵循四項原則：組織性原則――保障開放性原則――前提活動性原則――根本整體性原則――目的[1]。丁春鎖的《語文新課程視野中的文學社團》則指出，“文學社團活動作為語文教學的課外活動的一種形式，具有課外活動的一般特點，又具有其特殊性”，即“主體性”“活動性”“開放性”和“群體性”[2]。其他文章或多或少也有論述，但基本沒有超出上述范疇。

（二）中學文學社團活動的基本內容

較為集中地對此進行論述的依然是鄒國春的《校園文學社團建設的四項原則》，他認為文學社活動的范圍廣泛，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其基本內容可分為以下幾類：1.舉辦文學講座2.指導課外閱讀，并提出要組織一年一度的文學采風活動，舉辦文學晚會、辯論會，鼓勵學生參加影評、征文比賽[3]。

其他文章則多是以某所特定學校文學社團開展的活動進行概述總結，例如郭志賢的《開辟素質教育的綠地――淺談中學校園文學社的建設》以該校“俊園文學社”為例，將活動總結為定期編印社刊，每季度舉辦現(xiàn)場作文競賽，小記者采訪，每學期組織一次課本劇展演，組織系列講座，走出學校服務社區(qū)等[4]；楊建秋、沈根元的《加強文學教育，區(qū)域性推進中學文學社建設的實踐與思考》則以浙江桐鄉(xiāng)中學文學社為例，指出文學社活動的基本內容包括“定期或不定期出社刊”“踴躍向外投稿”“向學生推薦不少于10本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等[5]。

二、中學文學社團與語文教學的關系研究

語文教學注重對學生聽說讀寫能力的全面培養(yǎng)，文學社團要求參與學生充分調動視覺、聽覺等，多讀多寫多說，因而與語文教學形成了密切的聯(lián)系，是語文教學在課外的重要補充。

邵天偉的《校園文學社團活動與語文教學》一文中指出，文學社團可以鞏固和擴大學生在課內所獲得的知識，加強語文基本功訓練，可以培養(yǎng)學生獨立思考的良好習慣，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可以激發(fā)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提高學習的自覺性，可以發(fā)揮學生語文方面的愛好和特長，發(fā)展學生的個性[6]，因而是開展語文課外活動的一種深受學生歡迎、行之有效的好形式。

劉興華的《文學社團與語文教學的互動》主要探討了構建高效益的初中文學社團與語文教學的互動模式，認為文學社必須在語文教研組的指導下開展工作，所有語文教師都兼任文學社的輔導教師，語文教學與文學社團活動都要做到“以人為本”，要處理好普及與提高的關系[7]。

潘進福的《文學社――語文教學的良師益友》則指出，文學社是語文先驅者的搖籃，是語文與生活的結晶，是語文素質教育的走向，是語文課堂教學的延伸，是老師與學生情感的橋梁[8]，對語文教學有深遠的影響。

從這幾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不難看出，論述者均注意到了文學社團對學生語文學習的重要影響，認為文學社團是語文教學的有力補充，是語文教學工作者必須關注的方面。語文教師在日常教學之余，有義務有責任對文學社團建設予以更多重視。

三、中學文學社團對素質教育及學生未來發(fā)展的影響研究

（一）心理素質教育功能

趙冰的《校園文學社團活動的素質教育功能》認為，校園文學社團活動能培養(yǎng)學生自信、自強的心理素質，并能逐步積淀成為一種穩(wěn)定的內在素質[9]；丁春鎖的《語文新課程視野中的文學社團》認為，文學社的活動是學生自愿參與的，因而他們的積極性很高，在活動中“能較好地發(fā)展自己的個性特長，這有助于他們增強信心，重新認識自我”[10]；陳光明的《中學生文學社――語文素質教育的重要途徑》則指出，文學社活動能讓一些差生發(fā)現(xiàn)自己的價值，進而激發(fā)起自身的內動力，對學習充滿希望和自信，積極向上，改變落后面貌[11]。

（二）創(chuàng)新功能

趙冰的《校園文學社團活動的素質教育功能》認為，開展文學社團活動是實施創(chuàng)新教育的有效途徑之一，學生參觀訪問、調查采訪、聽文學講座鑒賞名著名篇、寫作中的字斟句酌等，都激勵著創(chuàng)新意識，“學生獲得某種成功之后，會體驗到創(chuàng)新的歡樂，從而進一步激發(fā)起創(chuàng)新意識，并使學生變得敢于創(chuàng)新、善于創(chuàng)新、樂于創(chuàng)新，形成創(chuàng)新習慣”[12]；周國正、夏雨娟、夏小娟的《學生社團建設：文化立校的重要載體》則指出，社團是“創(chuàng)新能力體現(xiàn)的文化載體”[13]。

（三）美育功能

李秀明的《校園文學活動的作用及發(fā)展對策》指出，校園文學活動具有很強的德育功能和美育功能，在活動中，學生參加文學作品的欣賞、閱讀、評論、創(chuàng)作及演出實踐，會不斷提高自身的審美能力，陶冶情操，促進身心健康發(fā)展，并且，文學活動本身能給他們提供一個抒感緩和焦慮情緒、轉移苦悶心情的手段，讓學生看到自己周圍環(huán)境中就有許多美的事物，崇高的人物，能夠真正啟發(fā)他們對身邊現(xiàn)實發(fā)生的事件進行思考，從而達到德育和美育之目的[14]；趙冰的《校園文學社團活動的素質教育功能》認為，校園文學社團活動具有培養(yǎng)學生審美品格的功能，這種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審美活動過程，能夠使學生陶冶情操，凈化心靈，逐步地既形成一種審美的能力，又積淀成一種審美的品格素質[15]。

此外，李秀明的《校園文學活動的作用及發(fā)展對策》則指出，教師及管理人員可以通過學生的作品了解學生的思想情感，應從中提取信息，反省自身存在的不足，以便及時改進[16]，促進學生更好的發(fā)展。

四、中學文學社團的推進策略研究

研究者對中學文學社團推進策略的論述主要集中于以下幾點。

（一）爭取各方支持

郭志賢的《開辟素質教育的綠地――淺談中學校園文學社的建設》指出，領導重視是社團的堅強后盾，優(yōu)化隊伍是社團的有力保障[17]；邵天偉的《校園文學社團活動與語文教學》提到，文學社要想發(fā)展壯大，必須贏得校領導支持，教師群體（特別是同組教師）支持，家長、學生支持，此外，還要爭取名家指點[18]；王霜玲的《淺探學生文學社組織的指導》認為，配備常務指導老師是提高文學社活動質量的必經(jīng)途徑[19]。

（二）規(guī)范組織形式

王霜玲的《淺探學生文學社組織的指導》提出，要辦好校園文學社團，首先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只有具有正確的指導思想，文學社團才能不斷發(fā)展壯大，才能出成果[20]；胡秀芳的《中學生社團的現(xiàn)狀分析與發(fā)展思考》指出，文學社團建設要“規(guī)范制度，明確導向”[21]；劉興華的《文學社團與語文教學的互動》認為，文學社要建立一個完整而富有彈性的文學活動體系[22]，使文學社活動有章可循；郭志賢的《開辟素質教育的綠地――淺談中學校園文學社的建設》則提到，規(guī)范有序是社團的堅實基礎[23]。

（三）豐富活動平臺

邵天偉的《校園文學社團活動與語文教學》指出，文學社的活動除舉辦寫作專題講座、寫作欣賞與會診等常規(guī)活動外，還可開展讀書心得會、朗誦會、名著（或影視）研討會、演講會、名家書法賞析、小品演出、采訪、與作家見面等等活動，并爭取發(fā)表園地[24]；劉興華的《文學社團與語文教學的互動》認為，文學社團活動要注重實踐性、綜合性、趣味性，要面向生活、面向校園、面向社會，多實踐、多動筆，寓教于樂[25]。

（四）培育文學骨干

胡秀芳的《中學生社團的現(xiàn)狀分析與發(fā)展思考》指出，文學社團不僅要提供學生社團活動的時空，還要對社團骨干加強指導，要創(chuàng)設條件，培養(yǎng)骨干[26]；郭志賢的《開辟素質教育的綠地――淺談中學校園文學社的建設》認為，文學社團要凸顯主體，培養(yǎng)骨干，要使學生的能力得到充分的發(fā)展和展現(xiàn)[27]；劉興華的《文學社團與語文教學的互動》則指出，要充分發(fā)揮文學社干部的作用，要定期對他們進行培訓，提高他們的工作水平，使其在文學社團活動中發(fā)揮重要作用[28]。

綜上所述，不難發(fā)現(xiàn)，學界對中學文學社團的研究，較之以往有了一定程度的推進，除了單篇論文外，也有幾篇碩士論文以此為研究對象，例如劉欣榮的《新課程背景下的中學文學社建設》對文學社團的管理形式、評價方式進行了研究，康輝的《中學文學社團活動提高學生語文素養(yǎng)的策略研究》探討了文學社團活動如何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yǎng)等，但總體而言，研究依然存在一些問題，具體表現(xiàn)為以下幾點：

一是關注度依舊不高，直接以中學文學社團為研究對象的文章只有屈指可數(shù)的十幾篇，其余多是對高校文學社團或其他種類社團的研究。而在這為數(shù)不多的研究文章中，和初中文學社團相關的研究幾乎缺失。

二是大多數(shù)研究文章或以某?；蚰骋坏氐奈膶W社團為樣本，在對其活動進行總結的基礎上概括提升，缺乏典型性和普遍意義；或泛泛而談理論，未能達到一定的高度，導致研究層次不高。這意味著，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方面，大多數(shù)研究者還未找到契合點。

三是對文學社團活動的研究還顯得不足，活動開發(fā)尚缺乏體系性、層次性，從而制約了文學社團相關活動的開展，也影響到了學生語文綜合素養(yǎng)的提升。

四是研究視野還未打開，例如，文學社團與地域文化、校本文化的關聯(lián)，文學社團的管理、評價、激勵機制，文學社團中教師的作用等，都是可以研究而且應該研究的重要課題，但是，相關文章對此幾乎未作關注。

以上種種，應該成為未來中學文學社團研究關注的方面。

參考文獻：

[1][3]鄒國春.校園文學社團建設的四項原則[J].語文教學與研究，2002（5）.

[2][10]丁春鎖.語文新課程視野中的文學社團[J].科教文匯（上旬刊），2008（4）.

[4][17][23][27]郭志賢.開辟素質教育的綠地――淺談中學校園文學社的建設[J].福建教育學院學報，2004（5）.

[5]楊建秋，沈根元.加強文學教育，區(qū)域性推進中學文學社建設的實踐與思考[J].教學月刊（中學版），2003（12A）.

[6][18][24]邵天偉.校園文學社團活動與語文教學[J].語文教學之友，2008（1）.

[7][22][25][28]劉興華.文學社團與語文教學的互動[J].語文教學與研究，2007（7）.

[8]潘進福.文學社――語文教學的良師益友[J].教學與管理，2002（5）.

[9][12][15]趙冰.校園文學社團活動的素質教育功能[J].中學語文，2001（3）.

[11]陳光明.中學生文學社――語文素質教育的重要途徑[J].成都教育學院學報，1999（6）.

[13]周國正，夏雨娟，夏小娟.學生社團建設：文化立校的重要載體[J].思想理論教育（上半月），2005（5）.

[14][16]李秀明.校園文學活動的作用及發(fā)展對策[J].三明師專學報，1998（1）.

篇(5)

時間

內容

溝通渠道

負責人

第一階段：資格申請與認證

2005年1月24日

2004年秋季學期課程終結考試成績查詢

平臺

學生

2005年1月底至2月底

閱讀《學士論文寫作手冊（學生版）》

平臺查詢（見“學士論文”欄目）

學生

2005年3月14日至3月18日

確認完成畢業(yè)申請后，根據(jù)成績查詢結果，高級英語文學文化模塊和高級英語專業(yè)模塊六門課程平均分達70分（含）以上、取得全部課程學分的學生提交“學士論文寫作申請表”并確定論文選題（請注意：選題確定后不得更改）。

平臺

學生

2005年3月14日至3月22日

總部完成“學士論文寫作申請書”審核，批準論文選題。

平臺查詢

總部

2005年3月14日至3月25日

繳納“論文寫作課程學費” （注：3月25日為繳費截至日期，此日期后未繳費的學生的論文平臺將于4月1日被關閉）

郵局匯款

學生

4月4日至4月8日

指派論文輔導教師，論文寫作要求及模版。4月8日學生可以查詢分配導師結果。

平臺

總部，學生

第二階段：論文寫作

2005年3月19日

論文初稿寫作指導面授輔導課

自選

總部主講教師與自帶學生

2005年3月21日

論文初稿寫作指導VOB節(jié)目

網(wǎng)院之聲

總部主講老師與全國學生

2005年4月8～5月23日

與導師聯(lián)系，收集項目原始數(shù)據(jù)，進行論文一稿的撰寫。

自選

輔導教師與學生

2005-5-23前

提交論文初稿

平臺與紙介

學生

2005年6月14日

查詢論文初稿反饋

平臺

輔導教師、學生與總部

2005年6月18日

論文初稿反饋及二稿寫作指導面授輔導課

自選

總部主講教師與自帶學生

2005年6月20日

篇(6)

關鍵詞：家族意識 文化選擇 集體無意識

從十七世紀上半葉《金瓶梅》作為我國古代第一部成熟的家族小說誕生之日起，優(yōu)秀的家族小說就層出不窮。20世紀上半頁，隨著五四的興起，迎來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家族小說的第一個繁榮期。在整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期間，富有家族意味的小說不斷涌現(xiàn)，歷史感和文化感都非常厚重。從數(shù)量看，這一時期家族小說的篇目遠遠超過之前歷代家族小說篇目數(shù)量總和，即使和八九十年代以《紅高粱家族》、《白鹿原》等作品為標志的家族小說的第二次繁榮期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從質量看，現(xiàn)代家族小說形象鮮明，類型豐富，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不僅能通過某一家族的興衰成敗和人物的命運浮沉來反映一個時代的變遷、整個文化的變遷。而且家族文學文本中文化沖突的營造，更成了呈現(xiàn)、闡釋作家特定時段文化取向的視角之一。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此項研究具有比較重要的文學意義與社會意義。

一.國內研究概況

從五四以來對家庭問題的研究一直是社會學的熱點，但近兩年有降溫的趨勢，似乎這個話題在社會學研究中已經(jīng)很難開出新的范式了。而從近幾年的文學史研究看來，有關家庭問題的文學作品可謂汗牛充棟，但很少能找到這方面的系統(tǒng)研究。雖然也有探討了中國現(xiàn)代小說與家族文化的關系的研究。但他們主要是從家族小說的角度來分析，探討中國家族小說的淵源和發(fā)展。很少觸及到家族文化。作家與文學作品長于文本分析，但在理論方面相對的薄弱，而且不夠系統(tǒng)。研究狀況大致如下：

一.二十世紀80年代前，幾乎不涉及現(xiàn)代家族小說的研究。

關于家族的研究，歷來在史學領域格外受重視，內容涉及史料梳理、典章制度、家族結構等多個方面。而對家族小說這樣一種文學文本的研究進行得較晚些，最早將小說與家族關系的研究作為一個課題提出來的是政治學家薩孟武先生的《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1977），但此書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研究著作，實質更接近于社會學隨筆。但是這也稱得上拓展了家族小說研究的新途徑，有開這一領域的風氣之先的意味。

（二）.二十世紀80年代后，現(xiàn)代家族小說的研究熱鬧非凡，成果突出。

1980年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全國上下都掀起了一股轟轟烈烈的文化熱，對現(xiàn)代家族小說進行整體式探討也成了研究者們的學術自覺。李玉臣、許祖華、李永東等學者發(fā)表了一系列關于家族小說的論文。對家族小說的圍城敘事、話語解碼、生成機制等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討。其中魯迅小說家族意識研究14篇；張愛玲小說家族意識研究16篇；巴金小說家族意識研究10篇；林語堂小說家族意識研究5篇。這些足見學者們對現(xiàn)代作家的家族意識研究的重視。他們比較一致地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封建宗法制決定了中國家族小說的繁榮昌盛，也決定了家族小說相比于其他小說而言對中國文化的重要性及特殊意義。從具體研究看，社會學方面的研究較多，涉及文化研究的卻很少。

1.從研究專著看：有曹書文的《家族文化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 楊經(jīng)建的《家族文化與20世紀中國家族文學的母題形態(tài)》、梁曉萍的《明清家族小說的文化與敘事》、楚愛華的《明清至現(xiàn)代家族小說流變研究》、劉衛(wèi)東的《被家敘述的國20世紀中國家族小說研究》等?？傮w而言，這些研究各具特色，有從個案研究著手的，有從家族文化的大背景研究家族小說的傳承流變的，既展現(xiàn)了宏觀剖析，又顯示了微觀縷析。這些研究方法都是值得借鑒推崇的，但他們主要是從家族小說的角度來分析，探討中國家族小說的淵源和發(fā)展。大多長于文本分析，且均為個案簡析，零星散亂，不成體系；對家族小說獨特的文化內涵、審美特征缺少深入系統(tǒng)的探究。提及的篇目相當有限，而且不夠系統(tǒng)，不夠深入。

2.從單篇論文看：涉及家族小說中文化研究的也很少。趙園的《現(xiàn)代小說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與知識分子的幾個精神側面》、謝偉民的《文化轉型期的悲劇人格――論現(xiàn)代長子形象的悲劇性及悲劇意義》已觸及到家族文化的有關課題。此后又有張偉忠的《現(xiàn)代家族小說逆子形象論》、李金濤的《巴金的與中國傳統(tǒng)家族文化》、嚴家炎的《五四與中國的家族制度》等論文對家族文化的復雜意蘊以及作家的矛盾心態(tài)的研究探索。董鋒、張英魁的《當代女作家家族小說中女性形象分析》、楊愛芹的《母親形象的錯位與異化―焦母與曹七巧合論》、趙德利的《女神與女巫：女性偶像的雕塑與顛覆――20世紀家族小說人物論之二》等或從女性作家的主體身份著手研究，或從經(jīng)典文本進行比較解讀。

二.現(xiàn)代作家家族意識研究的意義

雖然家族小說一直是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熱點。但整個研究領域目前對家族小說研究的維度比較單一，基本限于意識形態(tài)批評，研究者以作家的生平為評論邏輯起點，以揭批家族罪惡、弘揚反叛主題為旨歸。但從文化原型、創(chuàng)作母題的角度研究家族小說，從集體無意識的形式中破譯文本的文化意蘊，對中國現(xiàn)代作家家族意識研究作整體關照的學術成果尚無。仍有較大的發(fā)展空間和文學意義。

（一）.通過對現(xiàn)代作家的家族意識的研究來看二十世紀中國文藝乃至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原型心理結構，反思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中國發(fā)展的關系。進而來探討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傳統(tǒng)文化情結。從而更能夠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人的禁錮之深，以及處身于這個原型結構中的個體從傳統(tǒng)文化、家庭中徹底背叛、出走之艱難。

（二）.對于已經(jīng)跨入新世紀門檻的當下中國文學來說，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是一個越來越具有焦點意義的文化問題，對現(xiàn)代作家的家族意識的重新定位，則是現(xiàn)代人解決危機最普遍也最切身的途徑。從時空維度上講，就是保持自我在時間、歷史、傳統(tǒng)和社會中的“深度”。從空間維度上來講，就是尋找“在家感”、“重建本土感”。這樣的研究必然也是非常富有現(xiàn)實意義的。可以引導我們從古典中尋找現(xiàn)代文化之根，使文學向更積極的方向發(fā)展。

（三）.本項目通過對現(xiàn)代家族小說中作家的家族意識的研究，希望能拋磚引玉，引起更多研究者對這一課題的重視與研究，使這一領域的研究能夠日益豐富起來。以期為當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理論研究提供有益的參考。

篇(7)

難能可貴的是，陳定家能夠對其中的個別問題進行深入探討。他的《比特之境：網(wǎng)絡時代的文學生產研究》研究的是網(wǎng)絡文學生產問題，他的新作《文之舞》則集中探討了網(wǎng)絡文學的文本問題。作者沒有面面俱到地論述網(wǎng)絡文學，而是從網(wǎng)絡文學的生產研究轉向文本研究，涉及的都是網(wǎng)絡文學研究中一些較中觀或微觀的問題。作者苦思冥想，把書名定為“文之舞”，“文之舞”即“屏文之舞”或文本之舞，是“互文性理論支撐下超文本的系統(tǒng)關聯(lián)與普通貫通”，較好地概括了網(wǎng)絡文學文本的特征。在作者看來，“超文本”和“互文性”是理解網(wǎng)絡文學的核心關鍵詞，它們是“當代文學世紀大轉折的根本性標志”，改寫了“我們關于文學與審美的思維方式和價值標準”，是“理解網(wǎng)絡文學的媒介化、圖像化、游戲化、快餐化、肉身化、博客化等時代大趨勢的核心內容與邏輯前提”。對于“超文本”與“互文性”兩者之間的關系，作者更凸顯“互文性”的意義和作用，他說：“從文論視角而言，如果說‘超文本’研究是理解網(wǎng)絡文學的關鍵詞，那么互文性作為體現(xiàn)超文本本質特征的核心要素，可以說是研究網(wǎng)絡文學的關鍵詞中的關鍵詞?！弊髡卟粌H指出了“互文性”之于網(wǎng)絡文學的重要性，而且在互文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將“互文”“互視”和“互介”集于“文之舞”一身：“……網(wǎng)絡寫讀者，常常無意于品鑒文本韻味的深淺和濃淡，他們更關心的往往是信息的新舊與多寡。網(wǎng)絡寫讀，是聲音與畫面交相并作的文本舞蹈，是視覺與聽覺回歸本性的復合與狂歡。這就是我們所謂集‘互文’‘互視’‘互介’于一身的‘文之舞’，……”從“超文本”到“互文性”，從“互文”到“互視”“互介”，可見作者的研究是步步深入，體現(xiàn)了他的獨到思考和創(chuàng)新，值得網(wǎng)絡文學理論研究者的肯定與學習。

二網(wǎng)絡文學的跨學科研究

網(wǎng)絡文學文本，不僅僅是單一的語言文本，還有聲音、圖像等文本超鏈接在一起，并與歷史上其他各種類型的文本“互文”。所以，研究網(wǎng)絡文學，單憑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方式是不可能的，它必然涉及到圖像學、技術美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式。從事網(wǎng)絡文學研究多年的陳定家對跨學科研究的必要性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說：“近幾十年來，文學研究從學科化封閉走向跨學科開放、從技術性‘區(qū)隔’日益走向人文性融合的趨勢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大的時代潮流，從一定意義上講，互文順應了這種潮流，為文學研究開辟了新的路徑?！毙枰赋龅氖牵W(wǎng)絡文學理論研究不僅順應了當前的跨學科研究潮流，而且其也是出于網(wǎng)絡文學文本自身特點的需要。這一點，作者也有清醒的認識。在看到賴澤民將耗散結構理論與馬克思的歷史觀結合起來寫出《人類歷史科學原理》后，他不免有這樣的感慨：“雖然某些觀點還處于探索階段，但以耗散結構理論研究歷史與哲學，這的確是一個值得認真試探一番的學術路徑。事實上，網(wǎng)絡文化就是一個標準的耗散結構系統(tǒng)，值得好好總結和反思。”這種跨學科研究，必然要依據(jù)并突破傳統(tǒng)的“互文性”研究，“通常意義上的互文性研究，著重考察文學與文學自身的關系，即文學作品與文學遺產、文學史、文類傳統(tǒng)的關系，以及作品自身所攜帶的文學記憶和讀者文學‘閱’歷之間的關系”。對于傳統(tǒng)的互文性研究，陳定家也非常重視。在他看來，互文現(xiàn)象在傳統(tǒng)文學中也存在，但是互文性不是傳統(tǒng)的文學特征，“互文性，從根本上講，它只是傳統(tǒng)文本的一種尚未完全開發(fā)的潛能，在‘絕對聯(lián)系’的意義上說，超文本只不過是互聯(lián)網(wǎng)成功地開發(fā)了傳統(tǒng)這種‘互文性’潛能的副產品而已”?？梢哉f，“互文性”將網(wǎng)絡文學與傳統(tǒng)文學聯(lián)系在一起，而“超文本”又將網(wǎng)絡文學與傳統(tǒng)文學分別開來，正如作者所言：“網(wǎng)絡文學與傳統(tǒng)文化最大的不同是基于載體變化造成的‘文本轉向’，在傳統(tǒng)文學的線性文本向網(wǎng)絡文學超文本的轉化過程中，有許多值得密切關注的學理問題被我們忽略了。”

由此可見，考察網(wǎng)絡文學與傳統(tǒng)文學的關系，是網(wǎng)絡文學互文研究或網(wǎng)絡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但不是唯一內容?；诰W(wǎng)絡文學的超文本和互文性的特點，網(wǎng)絡文學理論研究必然要涉及技術、傳媒和影視等內容，這些內容在《文之舞》中都有體現(xiàn)?；ノ男愿锩墙⒃诰W(wǎng)絡技術的基礎上，所以研究網(wǎng)絡文學必須要了解計算機技術和數(shù)字技術。在當代的藝術生產過程中，“賽博文化利用技術手段、技術材料、技術方式，從藝術生產的操作層面不可抗拒地滲透到藝術生產的觀念層面”，作者宣稱“科學技術已成為一種‘本體性’的存在支配著當代藝術生產”?？梢钥闯觯夹g是了解和研究網(wǎng)絡文學的重要維度。離開了技術維度，許多網(wǎng)絡文學新現(xiàn)象是無法解讀的，比如上海中學生梁建章的“計算機詩詞創(chuàng)作”，這些詩作跟傳統(tǒng)詩人作品之間的差異在哪里？以寫出《背叛》的“布魯圖斯一號”為代表的寫作軟件，能否顛覆傳統(tǒng)文論有關知人論世的論述？人工智能能否“誕生一種全新詩學或文論的可能性”？這些問題，可以說是網(wǎng)絡文學理論研究的難點所在，也是研究的新方向所在。在網(wǎng)絡文學中，技術往往是與傳媒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作者往往把“互文性”“超文本”“互聯(lián)網(wǎng)”三個概念不加區(qū)分地用在相近似的語境中，“實在是因為它們在許多場合具有幾乎相同的特征和秉性，專就文本而言，三者的相似性或同一性是如此顯而易見，以致在許多情況下它們相互替換而不會出現(xiàn)任何問題?！彼?，作者在著作中由“互文性”到“互介性”的論述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超文本和超媒體的結合，極大地促進了文學圖形化與聲像化的步伐”，所以文學與影視之間的互文現(xiàn)象非常普遍。作者以“百家講壇”節(jié)目為例，詳細分析了兩者之間的互文，認為該節(jié)目成功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以雅俗共賞的方式發(fā)揮文學的特長，運用設置懸念等說故事手法讓文學經(jīng)典大眾化；另一方面利用強勢媒體的圖像化優(yōu)勢，運用視聽元素做到講解、形象、畫面和音樂的結合，取得良好的觀看效果，以達到經(jīng)世致用的目的[4]203。不僅有文學與影視之間的互文，還有影視與影視之間的互文，比如張藝謀的《十面埋伏》與李安的電影，《武林外傳》與金庸影視劇等。根據(jù)這些藝術現(xiàn)象，作者進行了理論提升，認為米爾佐夫創(chuàng)造的“互視性”是“互文性在影像世界的翻版”。既然文學與影視之間存在互文現(xiàn)象，那么可以說從影視的角度看網(wǎng)絡文學，是研究網(wǎng)絡文學的一個新視角。但如果缺乏圖像學知識，我們是難以達到預期的研究效果的。

三理論寫作的限度與互文性

看完陳定家《文之舞》一書，我們可能有這樣的感覺，書中涉及到的網(wǎng)絡文學的具體作品并不多。如“互文性語境中的文學經(jīng)典”一章，分析的作品有不少是傳統(tǒng)文學經(jīng)典。當然，研究文學經(jīng)典不可能繞開傳統(tǒng)文學經(jīng)典，但是讀者還是希望看到更多的網(wǎng)絡文學經(jīng)典，以及網(wǎng)絡文學經(jīng)典的包括影視化在內的互文現(xiàn)象研究。還有“身體寫作的互文性闡釋”一章，所涉及的例子不少是諸如秦巴子的《身體課》、衛(wèi)慧的《上海寶貝》和綿綿的《糖》此類的傳統(tǒng)形式文學作品，也讓讀者有看完“互文性語境中的文學經(jīng)典”一章的遺憾。造成此種遺憾，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目前對網(wǎng)絡文學是否有經(jīng)典有較大的爭議，也有作者刻意為之的選擇，作者在“后記”中就說：“本書有意回避具體的網(wǎng)絡文學作品，是因為筆者下一本《中華網(wǎng)絡文學史》將會大量分析和評介網(wǎng)上的名作名家。”不可否認，作者這樣處理肯定有一定的風險，容易引起讀者的批評和詬病。但換一個角度看，作者這樣的選擇正是彰顯了理論寫作的限度與互文性之間的關系。對于互文性概念，它的提出者克里斯蒂娃在《詞語、對話與小說》中是這樣闡釋的：“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性文本”，“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許多引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可以說，作者獨立完成的文本是不常見的。學界注重運用“互文性”概念去分析文學文本、圖像文本以及包括服飾、飲食在內的文化文本，而較少去分析理論著作的文本。實際上，許多學術著作不僅與其他作者的著作有一定的互文性，而且與自己的著作也存在互文性?；ノ男岳碚?，不僅能夠指導人們去閱讀各類作品，也同樣引領著學者們有效地去進行理論寫作。在陳定家看來，《文之舞》可以看作是《比特之境》的演繹和補充，《文之舞》與《比特之境》之間存在一定的互文關系。如《比特之境》的“網(wǎng)絡時代文學生產與消費的技術文化背景”與《文之舞》的“后現(xiàn)代癥候：從‘互文性’到‘互介性’”，《比特之境》的“文學生產的網(wǎng)絡化問題”與《文之舞》的“網(wǎng)絡文學關鍵詞：超文本與互文性”，《比特之境》的“數(shù)字化語境中的文學經(jīng)典”與“互文性語境中的文學經(jīng)典”，等等。當然，這兩者之間的互文性并不是簡單重復，而是后者是對前者的補充、演繹和深化。